——访北京泰和创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新文

本报记者 郭剑峰

2017年公司年会上，赵吉财（坐轮椅者）接受公司股东、员工致敬。右二为赵新文。

“同川”之名，最早见于唐朝。东社镇赵村现存唐长寿二年（公元692年）所立的一通古碑，碑文中可见“同川府”三字。同川即同河流域，包括现在原平上庄、东社、南白三个乡镇。史载，汉朝时同川就有梨树栽培，唐宋时这里梨树已经成林连片。现在，同川一带共有几千农户栽植的10万亩、500余万株梨树，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梨果集中产区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每年冬天，同川一带就有果农走出家门到太原等地推销自产的酥梨。几年后，他们在大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接触到香蕉、柑橘、荔枝，一部分同川人遂就地转型，开始批发、零售这些南方的水果。起步时半商半农，继则彻底离开家乡，发展到现在，同川“水果大军”遍布全国。改革开放后，同川果商因梨而生，因梨而兴。

今年48岁的东社镇西头村人赵新文，20年前追随父兄到北京从事进口水果批发业务，现在是北京泰和创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北京最大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赵新文有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十几个恒温保鲜冷库和20多个批发货车位，长年经销30多个国家、40多个品种的进口水果。近年来，随着榴莲进口量的增加，公司还在泰国承包榴莲果园，以保证供应和质量的稳定，其自有品牌“晋原鲜”榴莲、山竹深受客户青睐。今年，又把业务发展到青岛和郑州市场。

跟记者采访过的诸位“走出故乡的忻州人”一样，赵新文低调而内敛。赵新文父子的故事，可以看作数以万计的原平果商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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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文一家三代，可能天生就有经商的基因。

赵新文的祖父赵官喜，当年就是同川沟里有名的生意人。他口里关外长途贩运，还有自己的驼队。赵新文的父亲赵吉财，除了种地是个好把式，还有一身挣钱养家的本事。老赵杀猪宰羊干净利落，虽说挣钱不多但能挣一副猪、羊下水。在当时缺油少盐的贫困乡村，赵新文兄妹仨小时候，嘴上可是从来没“受制”。老赵还会养蜂，在自家院里春秋两季放蜂割蜜，又有一点收入贴补家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老赵居然还有“投机倒把”的胆子——农闲时奔波于原平、定襄农村，收购榆皮加工成榆皮面，再走村串户卖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已大多不知这“榆皮面”为何物。改革开放前，这可是忻定原一带百姓“改善生活”离不开的好东西。其时农村广种高粱，农民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顿白面。要想把高粱面变个花样儿做成面条，须掺进少许榆皮面才能擀得开且入口顺滑。

当年，有很多像赵吉财这样不甘于穷困的农民为维持一家生计费尽心力，而当外部环境一改变，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无穷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率先脱贫致富。

土地承包后，赵家分到一株“六类树”——当时西头村的梨树按树龄、挂果分成六类，一类最低、六类最高。分树到户后，在赵吉财的精心伺弄下，这株老树转年产梨2000斤，在村里一时引起轰动。

在同川一带，赵吉财是最早到省城卖梨子的人。

1980年代初那几年，每年秋收后，老赵先到定襄宏道镇买回装梨的箩筐。筐壁用层层麻纸、旧报纸作垫衬，再把梨子一个个、一排排小心翼翼放进去。把梨运到太原后，租一间民房存放。冬天怕冻了梨，就用被褥把梨筐严严实实盖住。然后用小平车推、用自行车带，用那种大秤砣杆秤称重，在省城大街小巷沿街叫卖。

寒风凛冽，老赵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后椅架两侧挂五、六十斤重的两筐梨，骑上后摇摇晃晃，远远看去就像耍杂技。赵吉财和新文的姑父等三人在太原卖一冬天梨，能挣一千块钱——这也是同川农民由果农到果商的第一个阶段。

手头有了一定积累后，老赵就入驻大同、呼和浩特市的果品批发市场。从“行商”到“坐贾”，赵吉财大约用了3、4年时间。这也可以看作原平果商经营水果的第二个阶段。

1985年冬，赵吉财与同行合伙，第一次往哈尔滨发了一火车皮同川梨。一路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当时的货运车皮又没有任何防寒设施，等到了哈尔滨，一车梨全成了紫黑色的冻梨。老赵忐忑不安，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当时哈尔滨人冬天根本吃不到新鲜水果，冻梨在当地也是抢手货……

1990年，赵吉财开始做同川梨以外的水果业务，主要是香蕉和柑桔。1996年，赵吉财54岁，在“逢九”这一年，破釜沉舟带上所有积蓄，与两位同行三家合伙儿来到北京。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发展，原平果商终于登堂入室，进入经营的第三个阶段。

初到北京，人地两生。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来到永定门果品批发市场，以10万块/年的租金，租了一个邻近市场的三间门面房，专做进口蕉的批发生意。

进口蕉外表光润，卖相、口感好。而国产蕉是蕉农一家一户种植的，大部分香蕉用竹箩包装甚至直接装车，到达市场时难免磕碰损伤。因此，进口香蕉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当时国内市场进口水果的大宗就是香蕉，有贸易公司从南美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国用货轮往中国进口，货轮在大连、秦皇岛港停泊。赵吉财们从批发商手中接货，有时也到港口直接进货。但不管如何起早贪黑、精打细算，不到一年功夫，就将全部本钱蚀光。

赵吉财事后分析，市场份额是一定的。在决定来京做进口蕉的时候，他们只看到进口蕉卖相好容易出手，只听到别人卖进口香蕉挣了钱，却没有考虑到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他们以为做进口蕉是“尝鲜”，却不知是起大早赶了个晚集。跟实力雄厚的大批发商相比，本小利薄的他们没有任何竞争的胜算。水果尤其是香蕉，哪怕是进口蕉，熟蕉保鲜时间很短，存放的时间一长就会腐烂。他们掉进了一个卖也赔、不卖更赔的陷阱。

合伙的两位欲哭无泪，决定散伙打道回府，赵吉财咬紧牙关留下来——虽说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但他也明白了水果市场上以前根本不知道的诀窍。

1997年，新西兰猕猴桃、美国蛇果、脐橙等小宗进口水果开始在北京市场上出现。赵吉财来到海淀区四道口果品批发市场，少量进货，经营各类小宗进口水果。这类水果虽说进价比进口蕉要高得多，但每一次进货的量可以化整为零，这样资金压力就会小很多。经营半年，就补上了亏空。

这时，赵新文的哥哥、妹妹、妹夫也相继来到北京——尽管是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要来合伙也是以入股出资的形式，这是原平果商沿袭当年“晋商”传统、约定俗成的惯例。在经营进口水果的过程中，老赵了解到这些水果来自广州，老赵父子就思谋着绕过四道口的批发商直接从广州进货。他们找到同川“香蕉大王”郝金补，一番合计后，1997年底，他们合伙从广州批发的第一车进口水果运到北京。

当老赵的生意一步步上了路，开始风生水起的时候，老赵的小儿子赵新文还在山西做着小买卖。

1990年，21岁的赵新文招工到了怀仁县王坪煤矿。矿区相对闭塞，日子过得波澜不惊。4年后，赵新文成了家，顺带把工作也辞了，在煤矿生活区租了一个小门面房零售蔬菜、水果。其时老赵还在大同，怀仁、大同离得很近，从老爹那里进货开个“三蹦子”就办了事。矿区消费水平还行，小两口一年去掉开销大约能落两万多块，比挣工资是强多了。

1998年，父兄在北京站稳脚跟后，赵新文夫妻俩怀揣六万块钱来到北京——这是他们几年来的全部积蓄，还向岳丈借了些——原平第一代果商，准备把接力棒交到第二代的手中了。

正是由于赵吉财的引领和带动，整个赵氏家族和一大批同川老乡都加入到进口水果批发这一行业中来。时至今日，光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就有30多家经营进口水果的同川籍企业，从业人员1000多人，全部来自同川。他们的进口水果销售量，占到新发地市场70%以上的份额。

赵新文在公司泰国榴莲种植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