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边上有个小桃园。

小桃园边上有个点式楼。

点式楼顶端有个三角形小书房。这便是太原日报老记者王庆华的书斋。

王庆华是以收藏奇石著称的。但他认为“藏石为小道耳”。他一生中就做了一件大事：为革命先驱高君宇立传。

高君宇是静乐县峰岭底村人，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用短暂的人生诠释了他的言志之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作为高君宇的同乡，王庆华于1978年奉命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又于1996年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

前些时，省委宣传部决定为全省党政领导干部编辑、出版一套历史文化丛书，经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商定，决定将王庆华所著《高君宇传》列为丛书之一，修订再版。

王庆华(左)与董祖诒教授在一起。

元旦前夕，王庆华先生正在他的三角书斋里精心校阅书稿。

从三角书斋向南望去，能望得见汾河两岸的风物，望得见迎泽大桥和大桥西南的青春滨秀园。绿树掩映中，隐约可以望见面河而立的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雕像……去年12月中旬，他曾专程赴京看望高、石雕像的作者董祖诒先生。董祖诒对王庆华研究高君宇的成就和热情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这个三角书斋里，王庆华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奉命创作革命历史剧《高君宇》

历史，曾经在某些转弯处丢失了细节或者蒙蔽了光芒。

就连高君宇这样已故的伟人，也曾在某个历史阶段遭受误解和不公正评价。谈到这些往事时，王庆华常有唏嘘之叹。

他决心用自己的笔还历史以真相。

1978年，在静乐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庆华，奉命创作了一部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这部晋剧参加了忻州地区专业文艺团体汇演后好评如潮。作者和演员受到了地区领导的接见和鼓励。

对此剧本，当时的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给予了极高评价，并鼓励王庆华写一本高君宇传记。

嗣后，又是18年的苦心孤诣。

1996年，在纪念高君宇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庆华奉上级之命，创作并推出他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

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在史学界和文学界都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毛泽东“一字师”的罗元贞教授和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旦初，以及著名作家韩石山都对此书给予极高评价。

为了完成这部巨著，王庆华多次奔波于京、沪、晋之间，搜集了有关史实资料数百万字，还专门采访过“五四”和建党初期的革命老前辈和知情人百余人，其中有彭真、薄一波、许德珩、罗章龙、刘仁静、范若愚等，还有茅盾、郭绍虞、顾颉刚等名人。数年之间，单是与这些名人的来往书信就有200多封。

1979年，他专程赴京找到刘仁静、范若愚二位老人。这些革命前辈对高君宇都很有感情，热情地为庆华介绍了与高君宇交往的细节。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一大后，他与高君宇结伴到杭州，在西子湖畔邂逅毛泽东，作了亲切交谈。范若愚是高君宇在山西省立一中时的同学，后曾任周恩来的秘书。王庆华曾三次登门采访范老。范老对庆华研究党史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分称赞并高兴地说：“咱们是老乡，你想什么时候来找我，就什么时候来。”从刘老和范老那里，王庆华得到许多珍贵的史料。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有些史料必须抢救。1979年春，王庆华曾拜访当年代表陈独秀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老人，本来准备再去拜望一次，孰料时隔不久包老就离开了人世。

采访高君宇胞弟高全德时，王庆华突患感冒，躺在高家的土炕上坚持采访。几天高烧不退，高全德只好用拔火罐、发汗等土办法为其退烧。在高家住了三天才回静乐。

在当时交通闭塞和通讯落后的条件下，王庆华在采访中多次遇到资金窘迫的困境。有一次，他在太原查资料，原定3天，却呆了4天。每天买糕点碎末和豆腐干充饥。到了第4天，只剩下回忻州的路费了，便专程回忻州借钱。但他掩饰不了心中的快乐，因为那次他手抄了高君宇给石评梅的十几封信件。

一次去平定县小河村考察石评梅故居，在县志办主任陪同下，由县城出发时，突然遇雨，硬是冒雨步行到小河石家大院，行程10公里。

18年中，王庆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共有数百万言。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省城和县城还没有复印的设备，王庆华收集到的资料都得一字一字地抄下来。他仍然一丝不苟地认真抄写。在调到太原工作以后，他在繁忙的采编工作之余，每天伏案写作到深夜，他的书房灯光，一时竟成为桃园二巷夜行者的路标。

40多万字，是他一路耕耘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