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

随后，中共保德县委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做出向保德中学配备“红旗班主任”的决定。选人条件是：工农出身、中共党员、历史清白、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敢于斗争、善于团结的中青年干部。于是从县级各单位选拔干部10名，派往保德中学担任班主任，这就是所谓红旗班主任的由来。当时选拔的红旗班主任有：高岳、高光明、王均、党贵哲、赵秉清、韩建明、韩尚勤、徐定基、杨万祥、杨万续。其中除我和徐定基当过完小教员外，其他同志都没有接触过教育工作，他们有的是财务人员，有的是搞农村工作的干部，有的是企业部门的小头头，对教育工作是擀面仗吹火——一窍不通。同去的赵秉清同志是个实话实说的人，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在校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些大老粗，只懂抓革命促生产，不会舞文弄墨写文章，更不会文绉绉的之乎者也，当班主任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人活受罪吗？”校长郭文升说：“我们学校也有劳动生产课，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不是单方面学文化，你们人人都有用武之地。”校党支部书记张行善说：“县委号召各单位支农，我们学校师生的任务是帮助曹虎公社收秋，这几天先把你们分配到班里去，各负其责，与学生互相熟悉情况，共同帮农民收好秋。”接着宣布了各班班主任名单，我被分配到初三班任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中有好多是庙梁完小的学生，如吕茂田、康华、李云、刘忠艾、翟润梅、赵宇平等同学都是我任庙梁完小教员时认识的，其它班也都有我认识的同学。初三班的学生各方面比较优秀，吕茂田、刘俊生、吴子兴等是得力的班干部，他们在班里是骨干，不只学习好，劳动好，表现好，而且善于团结同学、组织社会活动、管理纪律，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这些班主任很爱护学生，学生更爱护我们，师生之间相处得很融洽。在曹虎公社科局、白家梁等村协助生产队收秋中，常做农村工作的班主任熟悉农民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快乐相处，带领学生劳动中强调精收细打，不丢失粮食，颗粒还仓。帮农民收秋近一个月，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和农民交上了朋友。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峰时期，各个机关干部都要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保中在香水溃和荣家沟两地釆矿炼铁，白天上课晚上夜战，师生十分疲劳，戴“右派”帽子的老师劳动更卖力，生怕落了后，手上的血包、脊背上的伤痕都是劳动改造的创伤。但由于没有炼铁设备，土法生产，既浪费了资源，又浪费了劳力，生产的都是些废品。

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迅猛，在许多地方造成紧张态势，但随着1958年11月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运动也偃旗息鼓了。

1959年学校转入正常轨道，按部就班复课，政治课要求班主任代，这可难住了大家，一起去的党贵哲说：“一口吃了个李子，谁不知谁的个底子。带领劳动我们谁也没提困难，上政治课这可不是劳动生产，我们确实拿不起来。”大家七嘴八舌提困难，同去保中的王均同志说：“我确实上不了政治课，请杨万续老师代我上吧！”这一提好多同志拍手叫好。教导处给我一周排了17节政治课，我实在难于应对。我只有初中学历，但因曾有过任教经历，不好推辞，就大胆接受了任务，难的是没有教材，选教材备课的担子很重，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好在我带的初三班学生素质好，吕茂田、刘俊生、吴子兴、康华等同学非常体贴我的繁忙，班上的事不用我费心，他们几个班干部都能做到自己管理自己，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全班同学，吕茂田主动帮我的忙，写典型材料。

我们和保中的老师们也相处融洽，没有打击批评过任何人，一致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我抽空和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从而增长知识，有一次让解侃老师发现了，他以为我在监督他讲课，一下子变得语无伦次，下课后我主动找解老师谈心，一再说明我是为求知而听讲，并无他意。日久见人心，相处两年，解老师并没觉得给他穿小鞋，讲课的胆子也放大了。我们对待所谓的“右派”教师和其他教师一视同仁，相互之间拉近距离，将心比心，互相尊重，正常交往，加深理解，直至我们调离保中还保持往来。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