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访谈施小墨先生后合影

为了振兴中医，施老开过医院，办过药厂，但最终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最终为更多的中医人才所掌握，必须办学，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1931年，施老拿出自己行医的收入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他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施老注重实践，在带学生实习时，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善采百家之长，总结经验，不断充实自己。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对经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施老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等。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在施老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600余人，现分布在全国，都是中医的骨干。施老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仍不忘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提高中医地位，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

施老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虽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往往数剂即见功效。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即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流传于世的《施今墨对药》是施老的学生、长女婿祝谌予教授随他学医时，发现老师处方中往往是双药并书。祝老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向同学们介绍了“施老药对”。祝谌予先生的得意门生、也曾侍诊于施老先生的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吕景山国医大师毕业后将此药对又加工整理，1982年出版了《施老对药经验集》，作为对施老的纪念。

施老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老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施今墨先生认为，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习、继承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施老所创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疗效显著，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为广大华侨所喜爱。

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老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1969年施老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先生与施如瑜（施老之女）女士共同修编的《施老临床经验集》、吕景山先生整理的《施今墨对药》终于出版，实现了施老“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责任编辑：李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