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偏关，就在黄河边上。

都说偏关“一河一关一长城”。可小时候哪懂什么叫长城，就知道村子沿河的山坡上，隔一截就有个四四方方的大土墩子，大家都叫它“台墩子”。

我打小就在台墩子上耍，那时候台墩子就是我们半大孩子的山头，常常冲锋似的比赛着往上爬。墩子上风大，站在上面就能看见黄河。河水在峡谷间奔涌，訇然地响。那时上学是从早上一直上到差不多下午两点左右，吃完饭我们就圪蹴在那上面抓石子、扔纸飞机，经常一耍就是一下午。有一回我在墩子上摸到一块碎陶片，灰不溜秋的，以为是瓦碴子，捡起来就往不远处的沟里撇，就为听那一声碎裂的声响。现在想起来，那些碎陶片，应该是不知道哪朝哪代的砖瓦，可惜，就这么让我撇了。

再后来，随着逐渐长大，自己才知道，村里那道被我们叫作“边墙”的土梁子，还有那些台墩子，就是书里说的长城，还是明朝的。

可我那时候想不通，长城不都是八达岭那样的大砖墙吗？怎么到我们这儿，就破败成这样？

后来我离开偏关，到神池工作。一晃就是三十几年。2011年，我调到政府办当秘书，写材料、跑会、跟调研，忙得脚不沾地。这期间，知道神池也有长城，而且还不短呢。

2018年，自己接到个任务，跟文化局去调研长城保护。我当时心想，长城？不就是些土墩子吗？有啥好调研的？可跟着跑了一趟，才知道事情不简单。

那些天去了好几个点，有些台墩子保存得还行，有些边墙已经塌成一道道浅浅的土梁，只有野猪口一段还整体比较完整。

在项家沟，一位文化局的同志指着一截残墙说：“这个再不管，过几年就没了。”

也是那次调研，我第一次知道长城保护已经有法可依。文化局的同志在车上给我们讲，说哪些事不能干，地方上该负什么责。我听了一路，脑子里反复想的，却是小时候趴在墩子上往下撇瓦碴子的画面。说实话，那会儿要是知道这长城是“文物”，打死我也不敢撇。

调研完了要写报告，我在政府办干了这些年，写过不少材料，可那篇报告写得格外慢。晚上加班，对着电脑敲字，写到“保护现状”那一节，脑子里冒出来的都是小时候的台墩子——夏天的台墩子晒得烫屁股，我们垫着书包坐；冬天的台墩子被雪盖住，我们从上头往下滑，裤裆磨破了回家挨骂。这些事写不进报告。可我知道，我跟长城的关系，不是一份报告能说清楚的。

后来报告交上去，有些建议落了地。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许多路段的醒目位置还是立了保护标志碑，有些关键地段设了围栏，巡查也勤了，村里人现在也知道那边墙是不能再随便刨了。

前年，我带刚刚高考完的儿子回老家。他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台墩子，问那是啥。我说是长城。

他问：“咱这儿的长城怎么这么土？”

我笑了，想起当初我也这样问过父亲，就跟他说：“土咋了？土墙也是墙，是伟大的长城！这墩子现在看着不起眼，但它可是比如今世上的任何人都老。”

他蹲在台墩子脚下，想抠一块干土皮。我赶紧拦住，“这是长城，咱得护着。”

那天从台墩子处走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照在墩子上，土色发红。远远近近的墩子连成一线，一直顺着山梁往下走，跟小时候看见的一样，隔一截一个，像老人嘴里缺了牙。

忽然想起当年文化局那个同志曾说过一句话：“长城保护，最难的不是修，是让人知道它值得修。”

让人知道这些土墩子值得护着，让下一个在台墩子上耍的孩子，长大以后还能看见它。

这事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得有人做。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写材料的人，大概也算“有人”里头的一个吧。（郝福胜）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