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长城36年了，回首这不平凡的历程，觉得迈出的第一步是在西去的列车上。

1991年3月，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嘉峪关市召开，我被选为参会代表，奔赴向往多时的嘉峪关。

从忻州坐汽车到太原，从太原乘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直达嘉峪关。

那时候车次少、运行慢，车票特别紧张，我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只买了一张硬座票。从西安到嘉峪关要经两白天三黑夜的漫长时间，坐硬座是十分艰苦的。上车后，车厢内座无虚席，过道内人紧挨人，地板上也睡着人。我虽有座位，觉得难以熬过这两天三夜，于是凭着《忻州日报》记者证补了一张卧铺票。补票时列车长吩咐：“欢迎记者同志乘坐本次列车，正式的卧铺车厢没有票了，列车员休息室有一个铺位，您可去休息，但不能高声说话。”

所谓的列车员休息室其实是列车最后一节车厢，轮流休息的列车员睡不满整座车厢，隔出门口一格，上中下六个床位出售给“关系户”，这个小格与列车员休息区中间吊着一个布帘。

我找到列车员休息室这个小格后，另五个铺位已经有人。我是下铺，对面是位五六十岁的老同志。

当时是晚上七八点，安顿好后，暂时不想安睡，于是坐在铺沿和对面的老者攀谈起来。

“老同志，您是去乌鲁木齐？”我先打开谈话局面，但是语调很低，生怕列车员怪怨。

“不，我是到中途的嘉峪关。”老人和蔼地答道，也是声调很低。

“好，我也是到嘉峪关，”我有了进一步交谈的话题，于是又问，“您到嘉峪关出差？还是在嘉峪关工作？”

“我在嘉峪关工作，您是到嘉峪关出差？”老人回答完我的话，递给我一张名片：高凤山，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馆长。

“我去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但主要是想看看嘉峪关。”我也递给高馆长一张名片。

“您是记者，记者有往出跑的机会，想看嘉峪关，您是不是喜欢看长城？”高馆长问道。

“是的，嘉峪关在中国所有长城中位置太重要了，我真向往。”

高馆长得知我喜欢长城，于是顺着话题问：“您还到过哪些长城段落？”

“我去北京去过八达岭，还到过山海关。”我自信地回答。

“你们山西也有长城吧，您看过没有？”高馆长对我到过北京和秦皇岛看长城似乎不感兴趣。

我答道：“我是山西神池县人，从小放牛的山上就有长城，老人们叫边墙，并不雄伟，是小土圪梁。距我们村十来里的村子叫大水口，那里的土长城高大，我去长城边上摘过果子。”

“噢，很好，有长城的缘分。”

从长城话题开始，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谈话之旅。两天三夜的时间，除了短暂的睡觉就是谈论长城。得知当时全国的长城博物馆只有嘉峪关一处，1989年10月落成，是我国第一座以长城历史文化为陈列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备受海内外关注，高凤山就是博物馆的策划者、建设总指挥。高馆长1982年就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长城研究专著《万里长城嘉峪关》。

我们的交谈在逐步深入，我的问题是浮浅的，高馆长的回答是深邃的；我的话题是可笑的，高馆长的回答是耐心的。两天三夜，我感到真像参加了一次长城文化的短训班。高馆长围绕长城话题给我讲了许多故事，有长城历史知识，有他考察长城的经历，海阔天空，洋洋洒洒，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我听得忘了喝水吃饭，上铺的旅客有时也凑在跟前认真听讲。

没觉时间漫长，两天三夜过去了，我们在一个清冷的早晨从嘉峪关车站分开。临下车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您很有长城缘，再不要乱跑了，抓住山西长城不放，坚持数年，您就是专家。”

我当时真不理解，觉得山西长城远不如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名气大，为何不让我乱跑呢？

在嘉峪关开会期间，组委会安排参会人员到长城博物馆参观，我再次见到高馆长，见到他策划、建设、守卫的阵地。

从嘉峪关返回忻州，就高馆长的嘱咐我思考了两三个月，最后我悟到了：只有山西长城才是属于我的，山西长城目前没有人重视，迫切需要有人关注和研究。

于是我从1991年夏季开始认真地、系统地考察山西长城。过了一年多时间，我给高馆长打过一次电话，汇报了我考察山西长城的情况，高馆长听了非常满意，鼓励我不仅要继续走长城，更要用心走长城，还表示要推荐我加入中国长城学会。他还特别嘱咐我：“长城无语，不懂领情，您爱长城，要经得住寂寞。”

1995年，经高馆长和内蒙古高旺先生推荐，我加入了中国长城学会，走进一个广阔的天地。但是走得再远，永远忘不了那次西行，那是我研究长城的启程之旅。（杨峻峰）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长城研究院研究员、忻州市长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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