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12窟南壁反弹琵琶图

当下，国潮风起、民乐出圈，传统音乐正借助短视频、影视配乐、国风舞台等媒介，悄然走进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年轻群体追捧。琵琶的铿锵雅韵、唢呐的高亢婉转——这些大众熟悉的经典民族乐器，其实大多并非中原“土生”，而是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珍贵馈赠。今日的民乐复兴，根植于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绵延千年的乐舞交流史。

自丝绸之路贯通伊始，华夏古乐便与西域乐舞一路相逢。胡地乐器随驼队东传，琵琶、筚篥、羯鼓等乐器辗转进入中原的宫廷与民间；与此同时，华夏古乐亦循着丝路向外传播。一场双向奔赴的交融与对话，自此徐徐展开。

外来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明象征。提到它，首先我们会想到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历史。汉代以前，西域对中原人而言，是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这条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中西方交通要道，此后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开始了双向的交流与传播。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年的战乱、民族的迁徙和杂居、工商业的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与盛行，西域音乐在各种因素推动下，开始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地区，逐渐风靡大江南北。

历史上，西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其固有的文化和传入的新文化经过不断融合，形成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音乐和舞蹈是西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一批西域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促使汉唐音乐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史书记载，东汉灵帝时期，西域的生活习俗、日常用品和音乐艺术已经在中原的宫廷和贵族中流行，“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是外来文化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的生动记录。一系列冠以“胡”的词语，正如20世纪初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时出现的一批冠以“洋”字的名词一样，一个是在古代中国用来形容外来文化，一个是在近代中国用来形容外来文化。

有时候，文化的交流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但某些事件的发生或许会成为推动因素，比如在历史上，战争、通婚等因素对于文化融合和交流的作用不可小觑。

前秦苻坚曾命大将吕光出征西域，征服龟兹后，吕光用骆驼载着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东归。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为皇后，西域各国派歌舞艺人随之东来。这些都是西域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原的典型事例。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西域音乐在中原空前传播的时代，为南北朝、隋唐多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当西域乐器和乐舞源源不断涌入中原的时候，中原音乐也正在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地区。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移至东南沿海一带，昔日繁盛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路所替代。

西域音乐家功不可没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批批优秀的西域音乐家跋山涉水来到中原，世代定居，使西域音乐的精华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并同中原音乐家一起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音乐文明。

北齐宫廷中曾有曹氏和安氏两个显赫的西域乐人家族，他们擅长演奏琵琶、筚篥等乐器，令痴迷音乐的北齐后主高纬赞赏不已，还下令授予他们官职。此后三四百年间，他们的子孙后裔依旧沿袭家族传统，世代以歌舞谋生，成为载入史册的西域乐器演奏名手。唐代著名的琵琶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就是曹氏家族的后裔。

北周武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西域音乐家——龟兹乐人苏祗婆。他当年跟随阿史那公主抵达长安，不但擅长琵琶的演奏，而且精通乐律理论，对隋唐时期音乐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原人民很早就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选择了体态庞大、不易移动的乐器，形成有着雄浑庄严风格的钟磬之乐。随着西域音乐的东渐，游牧民族那些便于携带、音色洪亮的西域乐器受到中原人民喜爱。

现代民族乐队中的很多代表乐器，当年都来自西域诸国。事实上，除了钟、磬、琴、筝、笙、阮等“华夏旧器”之外，其余大多是历史上传入的“外来乐器”，如琵琶、筚篥、箜篌、奚琴、唢呐、扬琴等。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它们有的被保留，有的被淘汰，有的则转型，逐渐形成今天我国民族乐器多元化的面貌。

华夏乐史的缩影

一条丝绸之路，不仅是商旅贸易的通路，还是中西方音律交汇、文明互鉴的文化长河。千年驼铃阵阵，送来西域的琵琶、筚篥与羯鼓，也带走中原的古乐，让异域乐声融入华夏文脉，让中华礼乐远播塞外四方。从汉魏的初传交融，到隋唐的鼎盛共生，再到宋元之后的沉淀内化，外来乐器历经改造、融合与再造，早已褪去异域底色，成为国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丝路音乐交流，只是华夏乐史的一个缩影。读懂丝绸之路上跨越时空的共鸣与对话，我们也就读懂了藏在音律里的华夏文明与民族精神。（司冰琳）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