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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何以称晋西门户
2026年09月14日 17时46分   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

保德县城全景 冯晓磊摄

黄河万里奔涌,入晋之后劈开狭长的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滔滔而下。唯独行至保德境内,河水自天桥峡夺路而出,一改南北走向,转为由东向西横流,环护起一座千年边城。

自偏关老牛湾至芮城风陵渡,黄河干流依次流经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柳林、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共计十六个县市。翻阅方志典籍,在山西沿黄诸县当中,保德享有“晋西门户”的评价。这并非后世文人的溢美之词,这个评价有文献源头可溯、有建制沿革可证、有山河形胜可据、有史事脉络可考。

谈及保德山川形胜,今人常以“晋西门户、秦晋要冲”概括,但细览传世旧志,并无“晋西门户”四字连缀的原始记载。该评价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康熙《保德州志》卷一《因革》。康熙十二年(1673年),知州张光岳主持修志,杨永芳等人执笔纂辑,论述保德形势有言:“三晋为神京右臂,而保德居三晋之首,西接秦壤,北临河套,距边垣仅四十里。……隆冬河冻,一马可到,……安保德以安全晋之屏翰耳。”

所谓“居三晋之首”,重在点明此地地处山西西北极边的区位;“全晋之屏翰”,则概括其屏障河东的边防职能。后世“晋西门户”的定位,正是从这两段志文提炼升华而来。

其一,山河形胜,地处三晋极边。保德东倚吕梁余脉,西临滔滔黄河,隔河与陕北府谷相望。群山拱卫于东,大河阻绝于西,凭河设险,为边城天然依托。最为特殊的是局部河势:黄河出天桥峡进入保德,不循南北流向,先自东向西流淌,环绕城池,至钓鱼台方才折转向南。宋代保德军治所,即今城内村古城,坐落在这段东西向河道南岸;对岸府州古城紧邻黄河岸线分布。黄河河道自天桥峡流出后,河道向西再折向南,近乎半环拱卫保德古城,古城北、西两面隔黄河便是府州地界,河界距离城池极近,造就两地隔河对峙的独特格局。河东保德、河西府谷,隔河咫尺相望,互为掎角,共同构筑北宋北疆一套重要的跨河防御体系。《武经总要》载保德与府州地界相近,“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州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后世部分校勘以黄河干流多南北流向而存疑,实则未能充分留意保德这一段特殊河道走向。

其二,建制沿革,扼守西北战略通道。北宋淳化四年(993年),朝廷析岚州、宪州边地设立定羌军,目的在于管控黄河渡口,防范党项势力东进,拱卫河东腹地。北宋景德元年,定羌军改称保德军,取名自《左传》“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正式成为河东路的极边军州。从行政版图来看,保德军属于典型的狭土边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保德军为同下州,无下辖属县。北宋崇宁年间在册仅963户、4050口人,地域狭小,户口稀少。但宋代边防布局,不以户口疆域衡量军州轻重。保德军真正的战略价值,在于牢牢掌控两处关键黄河渡口:沙谷津,也就是今天的东关古渡,直面府州主城,是日常往来、信使传递、兵马驰援的主要渡口;大堡津,位于军城西南40里,扼守河谷出口,管控南线河防,设戍置铺,巡查河道。两津一主一辅、一近一远,串联沿线铺兵、戍堡、烽堠,形成一套完整的河防警戒体系。

河西麟州、府州孤悬塞外,是北宋楔入西北的前沿据点,两地所需粮草、兵甲、饷银以及军情传递,大多要由河东经由保德两处渡口西渡输送。河东若无保德屏障,则麟、府二州更显孤立;渡口一旦失守,北宋北疆防线便会承受巨大压力。庆历以后,北宋在河西陆续修筑堡寨,这些堡寨行政上隶属府州、晋宁军,不归保德军管辖。保德军始终承担核心职责:戍守渡口、保障粮道、巡阅河道、支援河西前线,是北宋西北边防重要的咽喉与河防要隘。虽辖区规模有限,边防地位却举足轻重。

其三,沿河诸渡,功能侧重各有不同。黄河沿岸各县自古多有津渡。河曲有西口古渡,渊源久远,汉代即称君子津,隋唐时期已是中原与北方部族往来通道,宋代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清代康熙年间开边之后,更成为走西口的水旱码头,商贸兴盛,人口大幅增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县治迁于此地,盛极一时。临县碛口,在清乾隆年间崛起,是晋商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帆樯云集,远近闻名。

反观保德沙谷津、大堡津,自北宋建制之初,首要使命便是服务麟、府战区军资转运与兵马调动,军事战略属性居于首位。二者差异,不在于有无军政或商贸功能,而在于历史定位的主次之别。其他沿黄州县在不同时代也各有“门户”之称,蒲州为晋西南要冲,河曲为晋北河防重地;保德有“晋西门户”的称号,核心指向北宋经略西北的河防咽喉。

历代军政人物的行迹,也可以佐证保德的要道地位。五代宋初,折家将依托保德一带河防,遏制北汉向西拓展,协同北宋合围太原。北宋时期,欧阳修、范仲淹先后巡按河东,高度关注麟、府和保德一线河防防务,诸多边防筹策皆围绕这一地带展开。清代康熙三十六年御驾西征,亦取道保德渡河。由此可见,保德的要隘地位,是历代军政实践当中客观形成的。

金代之后,保德的边防价值延续。《金史·地理志》记载:“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元光元年六月升为防御。户三千一百九十一。县一: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沙谷津)。”宋代的“军”本身就是军政合一的边地建置。金大定十一年设立保德县,金大定二十二年由军升格为州,地方行政体系进一步完善;金末,蒙古势力南下,边患加剧,朝廷将其升为防御州,提升边防等级。宋金更迭,沙谷津、大堡津两处渡口依旧载入正史,尽管王朝更替,渡口的边防功用一脉相承。

沿黄16县,山河各异,各有历史风华。保德地域狭小,却牢牢把控河东通往陕北、经略西北的关键通道。黄河汤汤,古渡苍苍。烽火硝烟早已消散,河上千帆归于沉寂。如今伫立古城岸边回望,那段东西横流的河水、控扼河防的地势、沿用数代的古渡,依旧无声诉说:此地虽狭,扼西北之喉;此城虽小,固三晋之西。

这便是边城保德沉淀千年的山河底气。(冯云)

(责任编辑:卢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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