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

“黄河浩荡，看江山无限。岁月流淌，明辨忠与奸。前世风雨，后世尘烟，成败只在弹指一挥间……”春节假期，闲暇追看短剧《大明总督陈奇瑜》，该剧热度达2500多万，好评如潮。剧情终了，主题曲犹在耳边回旋不绝。这是一部由保德人韩补清投资拍摄、反映保德历史名人的作品，它让一段尘封的明末往事重新走进了今人视野。

一

陈奇瑜，官至五省总督，却因车厢峡一役，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深刻影响着时局走向，更牵动了大明王朝的国运。《明史》载：“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针对车厢峡之役更是直言：“奇瑜有智略，然短于应变，始误封疆。”

其实在明末政局中，陈奇瑜本属能臣之列，其早期政绩与军事才干亦无可否认。崇祯初年，他巡抚河南，“视敌所向，随方剿抚”，相继在乌林关、乜家沟等地作战，“斩首数千，河南贼尽平”。后擢升兵部右侍郎，总督五省军务，其间“连战连捷，降者数万”，崇祯帝亦下旨令其见机行事：“当剿则剿，当抚则抚。”

史书载，陈奇瑜用兵是先剿后抚、以剿为主、抚为手段，他上报楚中大捷时称“楚中渐有宁宇”，故“帝嘉劳之”，后提拔他为五省总督，希望其能一举荡平流寇。可惜偏偏在车厢峡一役，陈奇瑜一改此前凌厉用兵之势，决意招抚遣散义军，终因轻信伪降，酿成滔天大祸，局面至此不可收拾。

二

《绥寇纪略》载，陈奇瑜在河南是先剿后抚、以剿为主，在陕西则是主抚，宽纵乡贼。

同一个将领，面对不同地域的流寇手段截然不同，在河南手段强硬，杀伐果断，在车厢峡却围而不剿，一意招抚。除了有军事、政治的考量以外，其中极可能掺杂了陈奇瑜对秦晋边地的乡土情结。

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代表人物——王嘉胤。王嘉胤，明末陕北农民起义最早的领袖之一，崇祯初年在府谷组织饥民近百人揭竿而起，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之后他率众攻取黄甫、清水、木瓜三堡，占领府谷县城；接着由神木渡河入山西，攻占河曲并称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日后纵横天下的人物，或曾隶其麾下，或继其旗号。王嘉胤是府谷人，陈奇瑜是保德人，府谷与保德两地隔黄河相望，自古便有“秦晋之好”的地缘联系。

明末陕北大旱，饥民遍野，暴乱四起。陈奇瑜是本地出身的封疆大吏，他深知明末陕北起义始发于府谷，造反者多为边地饥民与溃兵，同属秦晋桑梓，若一味屠戮既违恻隐之心，亦难容于乡里情谊。他的剿抚思路有着浓厚的边地色彩——能抚不剿，能遣不杀，重在归农，安插原籍。然而明朝官场极重“同乡通贼”嫌疑，陈奇瑜作为保德人，面对的又是始发于陕北、蔓延秦晋的起义队伍，若稍露偏袒，必被扣上“乡党误国”的帽子。于是他的恻隐之心只能转化为“围而不歼”的招抚策略。

三

当王嘉胤的起义军在黄河两岸攻城略地时，保德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崇祯初年，王嘉胤攻陷河曲等地后，屡次进犯保德城。此时的保德并非安宁之地，危急存亡之际，另一位保德人站了出来——他就是王邵。

王邵，字二弥，天启年举人，崇祯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面对王嘉胤的接连进犯，这位文官没有退避，而是“寝食城头，运筹方略，为城守计”。他做了一件极具胆识的事：设计擒获王嘉胤之妻，将其囚于狱中。待贼兵再度来攻时，王邵下令将王嘉胤的妻子缚于长竿，悬于城墙外侧，示于贼众。王嘉胤部下虽怒不可遏，却见城防坚固、难以攻克，最终只得引兵退去，保德城也因此得以保全。王邵后来将此次守城经历与方略著述成书，留有《庚午守城纪略》《弭盗已试录》等著作。

同为保德人，王邵选择以铁腕捍卫城池百姓，而陈奇瑜在处置陕北起义队伍时，却多了几分不忍与宽纵。王邵守城时的决绝狠厉，是孤城无援之下的绝地自保之举，恰与陈奇瑜在车厢峡的招抚宽缓形成鲜明对照。二者差异不仅源于双方兵力态势与所处境遇的不同，亦是其个人情怀及治政理念使然。

四

事实上，车厢峡一役发生时，王嘉胤已败亡，被困车厢峡的是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部众多为延安、安塞、米脂一带人，并非早年府谷本地队伍。然而即便如此，陈奇瑜仍选择受降遣返、放归陕北。此举公开理由是“朝廷剿抚大计”，但其底层逻辑却有多重因素交织：一是地方大吏面对秦晋桑梓的恻隐之心，不忍尽加诛戮；二是彼时义军陷入绝地，他未能预见这群困兽日后会成倾覆社稷的滔天巨浪；三是过于相信招抚功效，疏于防范，终致降众复叛，养虎为患。

车厢峡一役，成为明亡史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起义军出峡后，拿下安抚官复叛，连破麟游、永寿等地，势力更盛，终成大明心腹之患。

五

韩补清在拍摄影片《大明总督陈奇瑜》时多次提及，陈奇瑜在陕北任职时，平定乱局、安抚百姓，整顿煤窑、体恤边民，惠及煤工炭户，百姓感念其德，将其奉为窑神，世代祭祀。此俗相传始于明末清初，是晋陕黄河沿岸特有的地方信仰。

陈奇瑜体恤秦晋桑梓，有史料可证。《保德州乡土志》载：“崇祯五年，（陈奇瑜）历升至延绥巡抚，杀流寇头目百八十人，威著关陕。值本州岁饥，账以三千金，并代完一年租赋。寻擢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省军务，专办流贼。”《明史》亦云：“五年，擢右佥都御史，代张福臻巡抚延绥。时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歼，而余党犹众，岁大凶，民多从贼。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极言鄜、延达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状，诏免延安、庆阳田租。”这些史实侧面印证了陈奇瑜对秦晋桑梓的真实态度，在黄河两岸百姓心中，他是为穷苦人留出生路的好官。

而誓死守城的王邵，同样被保德人铭记，《保德州志》载其“请立本州营伍，创筑南阕，蠲除增额盐票，州人德之”。一人以坚守护卫乡梓，一人以宽柔留予生路，同为保德人，身处乱世选择各异，却皆出自对乡土的深情眷恋。

六

纵观这段史实：王嘉胤首发其难，点燃明末陕北农民起义的烽火；陈奇瑜误于一纵，错失挽回大明危局的关键之机。然而在黄河两岸穷苦百姓看来，王嘉胤之举是饥民求活，陈奇瑜之策是心怀桑梓。再看王邵以铁腕守住了保德城，陈奇瑜以宽纵放走了陕北义军，两位保德同乡虽做出了不同选择，却都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秦晋边地人物面对乱世的复杂心态。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几百年过去了，陈奇瑜留下的钓鱼台依然矗立在保德故城的黄河绝壁之上，而那数百年间的忠奸评说、世人诘问、无尽叹息，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散去。或许，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是非评判，而在于透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困境与选择。（冯 云）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