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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的火爆出圈是2026年暑期档的现象级事件，这部国产动画凭借优质口碑一路逆跌成为票房黑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影片与山西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不仅核心人物吕洞宾是山西芮城人，运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更直接构成了影片的视觉原型，大同悬空寺与太原晋祠水镜台则为故事提供了不同维度的空间美学支撑。

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横空出世，中国动画实现从“破局”到“深耕”的华丽转变，也宣告中国动画电影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传统创作到故事新编，从工业制作到东方美学，从视觉奇观到社会痛点，中国电影不仅是创作手法上的迭代升级，更是逐步走向行业成熟的文化自信。而山西这片厚土所承载的五千年文明记忆，正在成为国漫“东方美学”表达中一个可被反复调用、持续激活的视觉基因库。

传统延续与当下续写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是艺术创作的丰富宝藏。如今，中国动画电影将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社会的集群式情绪痛点有效缝合，在原有叙事主体中加入崭新时代表述，完成了一场从“经典再现”到“价值重铸”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并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深层的文化再生产，是对传统符号的祛魅与重构，也是对当代精神困境的回应与破题。

上古神话《山海经》中描述的蓬莱胜景，承载着先人对逍遥世界的浪漫想象。定型于明代的神话小说《东游记》，则借“八仙过海”的叙事，将仙道话语从典籍深处推向市井巷陌。从《山海经》中缥缈的“海外仙山”到《东游记》中世俗的“过海”传奇，这一嬗变暗含着一个深层转向：蓬莱不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仙境，而逐渐成了神仙与凡人之间可以共情的“故事现场”。

而从《东游记》到《八仙！》则实现叙事主题与时代情感的再次迭代，在延续“凡人成仙”的叙事基础上，聚焦一批市井小人物从“插科打诨”到“价值实现”的逆袭之旅，不再强化得道修仙的仪式感与等级秩序，消解了神仙点化、历劫修仙的传统“仪式”，置换为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精神成长叙事。位列仙“班”的诸位神仙，与当下语境中的“上班”“班味”形成语义上的同构共振，他们不再是掌握绝对话语权的超验存在，也面临着身份焦虑、业绩考核等当代职场的集体性焦虑。“福禄寿”三星的蠢萌造型与传统形象极具反差，在上司杨戬面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在凡人面前就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就连近在咫尺的偷盗小阴谋都不曾察觉，有悖神仙的先知先觉。钟离权是八人团体中的核心人物，背负着终身偷盗的仙界咒语，在市井中放浪形骸、不务正业，后与其他七人组成临时的草台班子来实现财务自由。他从怀揣济世情怀的“潜力股”跌落至混迹社会的底层小人物，再到“救苍生亦救一人”的真正自我觉醒，正是对“人”的价值的积极阐释，也是对梦想遭遇现实磋磨后的正向回应。

喜剧外壳与厚重底色

《八仙！》的表层主线是八位底层小人物假扮神仙、组团偷盗并意外频出的故事，因而喜剧成为不可或缺的类型元素。近几年，脱口秀的异军突起、网络爆梗的盛行、现象级喜剧影视的破圈传播，“喜剧”已成为当代文化消费中重要的叙事动力与情绪黏合剂。它使观众在生活间隙中获得代偿性的情绪满足，也暂时搁置了那些无从排遣的压力。

影片中的八仙被赋予鲜明的道德“缺陷”，不是传统神话中的道德完人，而是一群带着市井劣迹与凡俗欲望的底层草芥——吕洞宾少言寡语、钟离权粗莽落魄、何仙姑冲动莽撞，甚至被赋名为“扒仙”。观众熟知的“各显神通”迎面撞上“瞒天过海”的狼狈现场，落差感本身便构成喜剧的第一重动力。此外，蓬莱仙岛的神仙排位榜中，财神、文曲星和月老位列前三，调用年轻人的话语习惯，自然能精准戳中笑点。

在喜剧外壳下，影片更有深厚的文化反思。《八仙！》在笑闹之中层层剥开了对“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价值确认。钟离权看似离经叛道，背后却是被误解的赤诚——他拿玉虚琉璃灯拯救百姓，对遭恶狗围攻的吕洞宾施救，却因破坏仙界秩序而被否定，在每个雨夜陷入痛苦回忆。他将善意传递给吕洞宾，吕洞宾又将这份善意传递给何仙姑。这种善意的传承构成了一条隐秘的伦理链条，是维系八人从“团伙”走向“团队”的精神纽带，也是“要么跪着去死，要么站着成仙”从口号升华为信念的内在依据。

杨戬在影片中是兼具复杂性与悲剧性的存在。他是三界天劫的始作俑者，希冀借助众生灵魂实现私欲，可当他将密码设置为“妈妈”时，便产生了举轻若重的喜剧感与无从消解的悲剧性——前者源于滔天阴谋与稚拙密码的荒诞落差，后者则因“妈妈”二字所承载的是人类情感的本能归宿。

东方美学与山西基因

近些年，中国动画在制作层面都汲取民俗文化和古建之美，借鉴大量民间美术的造型语言与古建空间的叙事语法，形成了愈发自觉的视觉文化谱系。如琉璃渐变色赋予蓬莱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的鱼拉辇车，八仙服饰设计更是契合人物定位与性格，这些细节共同构筑了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表达。

而山西的古建之美与文化底蕴，则为中国动画的视觉体系提供了一套更为深厚的美学根基。《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影片都不乏对山西古建的美学借鉴，这种借鉴已超越零散的符号挪用，更以其自身携带的历史记忆与民间匠心情怀参与叙事的表意实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创作趋向：山西古建正在成为中国动画“东方美学”表述中一个可被反复调用、持续激活的视觉基因库。

具体到《八仙！》，影片取景地之一的运城芮城永乐宫是为纪念吕洞宾而建，其纯阳殿与三清殿的元代壁画直接构成了影片中仙班阵列与过海场景的视觉原型。壁画中近三百位神祇的阵列排布、衣饰流云勾勒出的“天界秩序”，被动画团队创造性地转化为银幕上蓬莱仙班的气韵格局。而大同悬空寺“上延霄客、下绝嚣浮”的凌虚之险，与太原晋祠水镜台“殿前流水、人间戏场”的烟火之气，则分别为影片提供了“神境”与“凡尘”两种不同维度的空间美学支撑——悬空寺的峭壁楼阁化作了仙界关隘的险峻意象，而水镜台这座明清戏台所承载的“演剧酬神”之功能，恰与影片中“假扮神仙”的戏台叙事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更深层来看，吕洞宾据记载是山西芮城人，他的故事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流传度，他的形象特质与山西这片厚土之间存在着一条可被追溯的文化根脉。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所积淀的文化底蕴远非一时一代所能穷尽，而“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不留名姓”的吕洞宾形象，恰是这一深厚文化根基在民间价值体系中的一次人格化显影。

《八仙！》的“故事新编”并非对《东游记》的简单复刻或戏仿，而是一次以当代精神困境为问题意识、以传统仙话为表述资源的文化再生产。它将《东游记》中“过海”这一物理行动，重构为一种关于“如何度过人生之海”的精神隐喻，从而在传统仙道话语与当代社会情绪之间，搭建起一座可通行的意义桥梁。而山西古建所承载的千年记忆与吕洞宾故里的文化根脉，则为这座桥梁提供了最坚实的础石——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那些源于永乐宫壁画的仙班阵列、感受到悬空寺般的凌虚之险与晋祠水镜台般的人间烟火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个奇幻的神话世界，更是三晋大地五千年文明绵延未断的体温。（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郝静静

《山西日报》（2026年08月07日12版）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