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2026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将农村与县城的人情随礼上限分别设置在100元和200元，一同被划定参考线的还有酒席规模与标准。（10月29日《法治日报》）

份子钱被划上“参考线”，并非无的放矢。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在关中地区某县的调查显示，中西部农村礼金行情呈现“500元起步”特征，低收入组人情支出占家庭年总收入比重，中青年样本达27.4%，老年人样本达17.37%，比中高收入组高出10至20个百分点。当随礼从情感表达异化为经济负担，基层政府以倡导性标准介入，确有现实针对性。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要求“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亦强调“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地方实践正是对这一部署的回应。

然而，倡导性标准的价值不在“限”而在“引”。华中师范大学黄振华教授指出，此类标准属于行政性指导，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其效力依靠群众认同与自觉形成。人情往来承载着表达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现实功能，并非法律所禁止的危害性行为。民法典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不宜也不应直接转化为对礼金数额的行政强制限额。强行设限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专家所言“度”的把握，正是移风易俗治理分寸的核心命题。

份子钱能否参照彩礼进行规制？黄振华的判断是“很难参照”。彩礼涉及较大经济利益，可能关联婚骗等违法犯罪，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裁判规则。而份子钱的社会危害远未达到需要法律规制的地步，属于自愿性礼尚往来，不涉及婚姻缔约对价。这一辨析厘清了法律与习俗的边界：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适合上升为法律规制对象，倡导性标准的意义恰在于以软性引导替代硬性约束。

实践中最具生命力的探索，恰恰来自群众的内生创造。贵州黔东南锦屏县大同乡兴合章山村立碑记事，红事随礼12元、白事20元，标准源于村民集体商议，从最初按一斤猪肉定价6元到随物价调整为12元，十年坚守，不搞“一刀切”，全村人共同遵守，邻里关系反而更加和睦。这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移风易俗的关键不在标准定得多细，而在规则是否由群众自己商定。民主协商产生的规则，群众才有认同感，执行起来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转变。

由此观之，倡导性标准的落地堵点不在“标准”本身，而在治理方式的选择。请“五老”人员担任宣讲员、组建红白理事会、依托村民委员会开展协商议事，建设村级公益宴席点、共享厨房降低简办成本，这些思路的共同指向是：以服务替代管制，以共识替代命令，以示范替代强制。当政府把精力放在降低简办成本、提供替代方案、树立文明典型上，移风易俗才能从“表面遵守、私下补礼”的变通困局中走出。

人情礼金的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社会风尚的柔性变革。倡导性标准的意义，不在于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在于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当份子钱回归情感表达的本义，当礼轻情意重成为社会共识，移风易俗才算真正抵达人心。治理的分寸，恰恰在于知道什么该管、什么该放、什么该等。（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吴霞）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