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古城 张存良 摄

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朱氏宗法统治，下令实行封王建藩的政治制度。他共生26子，除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第二十六子朱楠出生不久夭折未封外，其余均被封为亲王。其中封于山西的有三位：晋王朱棡（第三子，藩地在太原）、代王朱桂（第十三子，藩地在大同）、沈王朱模（第二十一子，藩地在潞州，今长治市）。

明太祖因子孙繁衍众多，担心命名重复，遂为东宫、亲王世系各拟20个字，一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即依世次立双字名，一字按20字派语排序，以明世系；一字则取五行偏旁，以火、土、金、水、木为序，循五行相生之理。

晋府派语——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代府派语——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沈府派语——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明朝享国276年，明代帝系中，熹宗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之名，始及“由”字，属燕王府派语“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

依明制，皇子一律封为亲王，颁赐金册、金印。王府下设各类属官，置王府护卫指挥使司、王府仪卫司两大机构。其中仪卫司掌管侍卫与仪仗，护卫司负责防备突发变故、守护王府。王府护卫人数少者约三千人，多则可达一万九千人，兵籍隶属于兵部。亲王的冠服、车马、府第规制，等级仅次于天子。公侯大臣前来拜见，要行跪拜之礼。亲王嫡长子册立为王世子，同样颁赐金册、金印，其余诸子封为郡王，授银册、银印。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郡王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辈授辅国将军，曾孙辈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及以下一概授奉国中尉。

明太祖吸取历史教训，定下诸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的规制。但明初藩王手握极大权力，驻守北方的燕王朱棣、晋王朱棡、宁王朱权皆被授予兵权，镇守北疆以抵御蒙古势力。为防范权臣擅政，明太祖又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检举奸佞之臣，并有举兵清君侧的权力。建文帝推行削藩政策，由此引发靖难之役，明成祖夺得帝位后，迁都北京，继续推行削藩举措，军政大权再度收归皇帝。

万历年间，朝廷财政窘迫，朝中官员奏请削减亲王岁禄，同时限制藩王妻妾人数与庶出子弟员额。自此宗室旁支承继爵位者，亲王不再额外推恩授爵；宗室支系承袭世爵者，郡王爵位不再允许二次承袭。同时，宗室命名、婚配也受到朝廷明令约束，藩王势力被进一步削弱。至天启、崇祯年间，战事频发，朝廷已无力供养宗室旁支，亲王尚可维生，郡王及各级中尉则家境困顿，与普通百姓无异。

晋王朱棡为人谦恭、精明能干，与燕王朱棣一同深受明太祖器重，屡受委派率军出塞、筑城屯田。明太祖还专门下诏令二王处置边务，“军务大者始以闻”，一般事务可自行决断。朱棡去世后，嫡长子朱济熺承袭爵位，因遭其弟朱济熿诬陷，明成祖改立朱济熿为晋王。朱济熿作恶多端，图谋叛乱，事发后被幽禁于凤阳祖地。明英宗即位，命朱济熺之子承袭晋王爵位。

代王朱桂最初封为豫王，后改封代王。他性情凶暴，受晋王节制，主要负责北方防务与屯田事务。建文年间，因肆意杀戮、盘剥百姓，导致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建文帝将其削去王爵，废为庶人。永乐年间，明成祖恢复其王爵，但他恶习未改，引得百姓怨声载道。正统年间去世，享年73岁。代王爵位传至第五代朱充耀时，宗室奉国将军朱充灼与他结下嫌隙，暗中勾结蒙古鞑靼部落，企图袭杀代王、夺取爵位。嘉靖年间阴谋败露，明世宗下旨将朱充灼等人押解至京师，赐死并焚尸。朱充耀之后，代王爵位继续传承。

忻州定安王朱成鏻出自代王朱桂一脉，代王朱桂离世后，因其世子朱逊煓早已病故，由世孙朱仕壥承袭代王爵位，死后谥号为隐。天顺年间朱仕壥去世，其长子朱成鍊袭封代王，谥号为惠。朱仕壥次子朱成鏻受封定安王，天顺初年迁藩至忻州。定安王嫡长子朱聪潏，因在其父丧期内违背礼法遭人检举。明宪宗据此下诏，剥夺其袭封资格、暂停承袭爵位，朱聪潏仅能以郡王世子身份打理王府事务，直至身故。

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深恐后世藩王效仿作乱，除严令宗室不得插手地方军政事务外，还特意下令地方官员严密监视藩王言行。宗室一旦出现过失，便会受到惩处，轻则暂停爵位承袭，重则削除封爵，甚至被圈禁、赐死。朱聪潏所受处罚，在当时已属于较轻处置。

光绪《忻州直隶州志》载：“明定安王朱成鏻代隐王仲子，成化二年自大同析封定安王，建府于州治东。二世聪潏，封镇国将军……藩府第共七，东门内龙王庙西即定安王府故址也。其余一在牢墙后，一在射圃东，一在宿家巷路南，一在大街西巷，一在大街路东，一在大街路西。及闻闯王将至，与太原王府同日俱毁，其家属变姓易名，争相逃匿，自是悉为民居矣。”又载：“崇祯十七年，定安王府畜骡一头，一日，仆喂豆骡摇头不食。仆怒骂之，骡作人言，曰：我不久死，汝亦难得生矣。阅日余，闯至，骡与仆俱死。”

忻州籍收藏家薛喜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仍有数户定安王朱成鏻后裔，还珍藏手抄本《朱氏家谱》一册。古人云：“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由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亦有诗曰：“生在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藩王家族盛极而衰，大势已然，终究无力挽，这正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光绪《忻州直隶州志》载：“陈于帝，忻州人，明季贡生，少有才名，管理定安府事，中尉彝林雅重之。时宗室骄横，罗织平民，每以一言排释。值流寇猖獗，劝中尉散财发粟，招募勇敢用备不虞。中尉不能用，及逆闯入忻，隐晦逃匿，莫从踪迹。自后绝意仕进，谢遣生徒，不与外事，罕有识其面者，惟与傅青主为友，每过访辄流连不忍去云。同时有索述圣亦博闻多学，与青主友善，有所作辄自焚其稿，以是鲜有知者。”文中讲的陈于帝、索述圣二人与傅青主志趣相投，立场上也坚决反对李自成势力，明亡后隐居乡野，成为避世而居的文人雅士。

光绪《忻州直隶州志》亦载“晋恭王夫人樊氏墓（治北二十五里河管村西北）”，墓主人为晋恭王夫人樊氏，其祖父樊英世代居住在河南睢州，父亲樊信，兄长樊得。又载：“定安悼隐王成鏻墓（治西七里），王长子聪潏墓，镇国将军聪潜墓，镇国将军聪漮墓，辅国将军俊楉墓，辅国将军俊橉墓。”(张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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