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中，器物无言，却承载着岁月的重量。本期介绍的六件革命文物，记录着民族危亡时刻的呐喊与抗争，是英雄精神的具象化表达。
牺盟会会徽，一枚铜质徽章，凝聚着统一战线的智慧与热血。它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爱国青年奔赴山西，成为“光明与希望的象征”。佩戴它的人们，以牺牲救国之志，投身烽火战场，书写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沙飞的牛皮挎包，是战地摄影师的“武器库”。它陪伴沙飞穿梭于平型关、晋察冀边区，记录下白求恩的奉献、聂荣臻关怀日本小姑娘的瞬间，更守护了无数珍贵底片。沙飞以“人在底片在”的誓言，让历史真相得以留存，诠释了“摄影武器论”的深刻内涵——镜头亦是战场，影像即是证言。
刘胡兰的木制大刀，虽为木质，却重若千钧。它是少年英雄的信仰象征，少年刘胡兰握着它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以鲜血染红誓言。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仅是对刘胡兰的礼赞，更是对亿万普通民众抗战精神的崇高致敬。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铸字机，是“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的典范。在何云等新闻战士手中，它穿越封锁、掩埋又重生，在纸张匮乏、油墨自制的困境中坚持发声。即使何云牺牲、报社被围，新闻的火种从未熄灭——它是新闻战士永不屈服的铁证。
梁雷与金方昌的绝笔信，是英雄最后的呐喊。梁雷在信中描绘民众“全家跟着干”的抗战热情，直至牺牲前仍奔走组织武装；金方昌“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以笔为矛，字字泣血。这两封信跨越时空，展现了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而死”的坚定信仰。
这些文物背后，是普通人的非凡选择，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是少年的报国热血，是新闻人的铁肩道义。它们共同证明：抗战的胜利，不仅靠枪炮，更靠精神和意志。重温这些器物与文字，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传承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黑暗中坚信光明的民族精神。
——编者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会徽
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珍藏着两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会徽。会徽为铜质、圆形，图案以民国时期中国地图为背景，正中书有“牺牲救国”四个大字，是国家一级文物。
1936年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宣告成立。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期，阎锡山为了外御日寇、内抗蒋系，不得已邀请共产党人回晋共策“保晋大业”。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来到了山西，与阎锡山当局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牺盟会，改组了领导成员。牺盟会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团体，成为山西光明、进步和希望的象征。他们利用国民师范闲置的教室办起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学员是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爱国青年，为党培养了4000余名抗日干部。1937年9月27日，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山西国民师范大礼堂召开。从全省各地来到太原参加会议的代表300余人，都佩戴着这样的会徽。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等到会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佩戴着这枚会徽，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刘胡兰使用过的木制大刀
刘胡兰纪念馆位于文水县刘胡兰村（原云周西村）南，馆内珍藏着一把珍贵的革命文物——刘胡兰生前使用过的木制大刀。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八路军在文水开办干部培训班，并为群众解决灌溉难题，发行流通券，实行减租减息。“共产党好”的信念，自此在年幼的刘胡兰心中深深扎根。1939年7月，云周西村建立党小组。此后，村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踊跃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为八路军送军粮、藏干部、传情报。云周西村因此被敌人视为眼中钉，云周西村也被称之为“小延安”。
1941年，9岁的刘胡兰上了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冬学。1942年，刘胡兰担任了儿童团长。就是握着这把木制大刀，她经常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1947年，15岁的刘胡兰英勇就义，毛主席为她亲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并号召全国各解放区学习她的英雄事迹。
沙飞的牛皮挎包
沙飞（1912年—1950年），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人民革命摄影的奠基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
抗战全面爆发后，沙飞加入八路军。拍摄、记录了抗日战争中的大量珍贵影像，后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亲手建立起中国革命新闻摄影队伍，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摄影家，提出摄影武器论，创立了影像资料的保存制度，以“人在底片在”的精神保护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参与创建晋察冀画报社并担任主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着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抗日战争时期沙飞用过的牛皮挎包。这只牛皮挎包伴随着沙飞无数个日日夜夜，是他抗战生活的忠实见证。
沙飞刚参军，便恰逢平型关大捷。他立即赶赴战场，拍摄了《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之一部》《缴获日军九二步兵炮》《缴获的日军电台》《缴获的日军汽车之一部》等一大批珍贵照片。
1938年6月，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时正在住院的沙飞顾不上休养，立即前往拍摄。白求恩除每日进行手术、开具处方外，还亲自设计图纸，指导木工制作医疗器械。沙飞被他的事迹深深吸引，频繁前往采访拍摄。
沙飞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聂荣臻司令员担心他在前线遇险，特地发电报将他调回司令部随行。沙飞刚返回司令部，便目睹了聂荣臻关怀日本小姑娘的感人场景，并敏锐地将其记录下来。随后，在聂荣臻将小姑娘送还日方时，沙飞又捕捉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瞬间。
塞北英雄县长梁雷写给姚雪垠的信
梁雷，（1911—1938），原名梁德谦，字雨田，河南邓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开封党团组织遭到破坏，梁雷转移到河南泌阳，先后执教于泌阳师范、民权师范、杞县师范、邓县女师等校，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1937年8月初，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教导队。曾任牺盟会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牺盟会雁北游击队司令员、中共偏关县委组织部部长、偏关县县长等职。
1937年11月10日，梁雷在写给好友姚雪垠的信中说：“……敌人的后方有我们雄厚的兵力、广大的抗日人民。我们的人民自卫队（系游击队，不是各县成千成万的人民自卫队）已成立了十一队，数队正与敌血拼。第七队昨收复了平鲁，第六队前日收复了右玉。我于十月二十五日又兼任偏关县县长及人民武装部部长，从早五时忙到晚十二时，都是作的‘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训练民众，保护生产，发动游击战争’的事……朔县被敌人杀死了三千多人民。宁武城内几乎被敌人烧光……老百姓遭受敌人直接的侵害，差不多都觉悟了……各队所属的儿童挺进队、妇女冲锋队，情绪之高，意志之坚，不下于正式队员，有不少已经参加游击队，真使人奋发！朋友，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38年2月，日伪军集结万余兵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梁雷率政府机关转移到偏关县柏家咀村。3月18日，日伪军偷袭柏家咀村，梁雷在掩护战友转移时，不幸壮烈牺牲。
烈士金方昌的家书
金方昌，（1920—1940），山东聊城人，回族。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赴山西参加抗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任中共代县一区中心区委书记。同年11月23日，在代县大西庄转移公粮时，被敌人包围。与敌激战，弹尽被捕，被押于代县县城。
他在1940年12月2日牺牲前写给哥哥的信中说：
“……（我）临捕时以手枪向敌射击，弹尽将枪埋藏后拼命北跑，敌有骑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向敌伪讲演。
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是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
1940年12月3日，金方昌被杀害于代县。
背起“报馆”打游击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有一台铁质的铸字机——它不仅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更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敌后新闻战线浴血奋战的无声见证。
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后沟村诞生，成为华北敌后第一份铅印报纸。
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的带领下，记者和印刷工人常常“背着报馆打游击”，跟随部队在火线穿梭。新闻随到随审、随排随印。这台铸字机，经历了艰难时世，也见证了惨烈牺牲。1942年5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发动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并将铲除《新华日报》华北版列为重要目标。在危急途中，为了保护这台重要的生产设备，何云等人将铸字机秘密掩埋在武乡县大坪村的一处房屋之下。不幸的是，5月28日清晨，何云在突围中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7岁。与他一同倒下的，还有40多位无畏的新闻战士。
就在日军对外宣称《新华日报》华北版已被全部铲平的话音未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把插入敌人后方心脏的利剑竟奇迹般重获新生，再次与根据地军民见面。
曲甜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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