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生

忻州日报社组织40周年报庆，向老报人约稿。作为曾经的报社一员，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青春时光献给了新闻事业。而今蓦然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改革报》创刊的第二年，1985年8月的一天，经人介绍我来到报社实习。一版负责人杨树雄（后任副总编）热情地领我在地委灶买了饭票，在平房拥挤的一版编辑室办公桌旁挤出了一支床位。一卷铺盖有了着落，吃住问题解决了，我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了我的十年记者历程。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年代，《改革报》应运而生。记得地委正在举办全区乡镇企业产品博览会，刚来报社作为编外人员的我就被派出采访大会，心想，这不会是总编有意面试我吧？当晚写出了通讯《开阔视野，振奋人心——乡镇企业产品展销馆一瞥》，经编辑、主任、副总编、总编一一审阅过关，第二天即登上头版。看到头天还是稿纸，第二天就变成铅字，还受到总编表扬，想想以前投稿、发表的艰难，兴奋得难以入睡。那时我还是编外借调人员，工作是校对加报纸中缝编辑，偶尔被派出采访。正如黎民先生在我的《爱的荒原》一书序中所言：“那时的他，暂寓办公室一隅，住的是‘夹缝’， 编的是‘中缝’，工作悬着，恋爱也悬着，但精神头蛮足……”我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请教，在两条中缝有限的“版面”大做文章：小知识、幽默故事、漫画题图一齐上，图文并茂，大受读者欢迎。

改革开放年代新生事物多，常常不用总编派活儿，自己主动出击找新闻素材。消息、通讯、名人访谈、报告文学甚至科普、散文、小小说全面开花。白天采访，晚上通宵写稿，大报小报时有见报，那两年着实过了一把发表瘾。当长篇通讯《生你，是这块土地》《青春的证明》等一批作品整版推出又在省内外报刊发表，我已由编外转为正式记者，李炳泉总编亲自协调办了调动手续。当通讯《情洒黄土地》登上《人民日报》，居然刷新了几年的忻州纪录。一个人能把职业和爱好结合在一起，必然是有干劲，有激情，有乐趣，有成果。

那个年代，改革浪潮风起云涌，人心思变，思想活跃，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派流行，《南方周末》崛起，反思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时有轰动。报社与时俱进，鼓励年轻记者大胆探索。我思考酝酿已久的长篇报告文学《醒来吧，晋西北》，在1988年8月9日《忻州报》头版头条转四版隆重推出。这篇反思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使《忻州报》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一些单位、个人来报社买报纸，地委领导要求党校干部班学习讨论，报纸随之开专栏、发评论，引发了一场反思热潮。《山西青年》杂志全文刊发并评为年度优秀作品，随后国内多家报刊转发并获奖。

改革开放初期的忻州和全国一样，思想大解放，工作举措新。地委提出“借重江南，联合西北，发展忻州”，原平推出“搭台唱戏”……《改革报》为改革鸣锣开道，推经验，塑典型，报纸声誉大，影响广，甚至影响到省内外。报社记者自然也牛气，出去最受人尊重。报社的二十来人从不同县、不同单位调来，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人人都是快乐的单身汉，“老顽童俱乐部”的欢声笑语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人际关系简单淳朴，上自总编下到校对，没有功利之心，没有勾心斗角，相处融洽，干劲十足，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随着《改革报》改为《忻州报》一周三期，版容量大了，我的想法也大了。我和班彦钦、张荣三人“搞副业”，开创了报纸“名人专访”先河。我们骑着自行车“追星”。只要听说有名人来忻，往往来不及请示报告领导，直接赶往新闻一线。1986年初夏，电视剧《西游记》刚开始热播，剧组从五台山来到忻州，我们闻讯火速赶往现场，想方设法采访到杨洁导演及唐僧师徒四人。报纸配发照片隆重推出《西游记剧组在忻州》《仲夏夜访取经人》《欢声荡彻月儿圆》系列专访，同时还发表在《山西日报》《中国戏剧电影报》上。初战告捷，当时着实火了一把。世乒赛王涛、孔令辉、刘国梁、邓亚萍等8位冠军来到国家体委扶贫县——繁峙县，热爱乒乓球运动的我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赴繁峙，近距离追了星，写成《世界冠军在繁峙》长篇专访，本报发表后又被《山西日报》转发。 后来我又陆续采访发表了《夜雨蒙蒙访武松》《台山归来访姜昆》，以及采访张绍林、闫维文、二月河等人的文章。名人访谈，历来就是读者关注的热点，这些独家专访广受读者好评。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小报变大报，周三改日报。”以班羽斐、白炜明为首的新班子上任后，雄心勃勃抓发展，报社进入发展新阶段。随着激光照排中心、印刷厂上马，我们再也不用每天骑自行车跑地区印刷厂付印了。办公室也由在平房、单身楼、地委党校，一下搬到了崭新的新闻大楼。开门办报、集思广益是报社的一贯作风。报社每周一召开例会，评报检报，评出上周的好稿件、好版面、好标题等，还聘请4名社外审读员挑毛病，面向社会开展有奖挑刺活动，引“火”烧身抓质量。这些举措无疑对提高报纸质量，特别是对我们年轻记者提升素质，努力写好稿、出精品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1年春季，地委行署组织市党政代表团二十多人赴山东考察学习。我有幸被指定为随团记者。21天的紧张考察，领导们白天“指点江山”，我晚上“激扬文字”，通宵达旦整理采访笔记，埋头写稿，一篇篇深度报道发回报社。从5月20日开始，报纸头版开辟专栏“山东纪行”，连续推出7篇《赴鲁考察散记》，山东沂蒙老区的发展经验和晋西北老区落后现状产生了碰撞，全区迅速掀起了《学鲁兴忻》热潮。

赴鲁考察学习使我开了眼界，也深切感受到了忻州的差距。于是我又产生了徒步深入晋西北采访的想法。1992年秋季，我把想法向班羽斐总编作了汇报。班总编听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亲自带车把我们三人送到代县。我带领记群部记者张树彬、冯振亮组成“晋西北千里行”采访小组，于9月20日从雁门关出发，到10月25日在静乐走完最后一站返回报社，历时35天。沿着“三关两河”行程数千里，对晋西北各县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采访报道。我们不坐专车，不住宾馆，为了深入到山庄窝铺，经常徒步、骑自行车、搭乘农用三轮车，与农民同吃同住，共走访了20多个乡镇、40多个村庄，发表“老区探访录”系列报道20篇。对昔日渗透着烈士的鲜血，而今处于贫困线上的这片热土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组系列报道其实也是报告文学《醒来吧，晋西北》的续篇，发表后广受好评。

记群部是记者部、群工部的合二为一，不仅采访写作，还有联络培训通讯员队伍的职责。我由副刊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转任记群部主任后，除抓重头稿件，严把政治关、质量关外，还重点抓了通讯员队伍建设。1992年在社领导的支持下，组织举办了创刊以来首次180人参加的高水平新闻写作讲习班。请回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权威媒体的名记者来忻授课，使新闻人开了眼界，壮大提升了通讯员队伍。

无论是《改革报》《忻州报》还是《忻州日报》，始终是踏着时代的鼓点，唱响主旋律，讴歌真善美，为民鼓与呼。不仅完成了不同时期的宣传任务，而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活跃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幸从事十年新闻工作而自豪。是报社培养了我，成就了我，我对报社是有特殊感情的。我的婚礼是在报社办的，报社平房的办公室里放着瓜子花生糖，社领导及全体同仁为我和爱人组织了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革命化婚礼”。随后上了地委后院单身楼，这一间婚房是报社给争取的。后来孩子要出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社领导又让我从单身楼搬回报社平房。我的多数作品就是在这一间半平房里写成的。我的几部书出版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以及一提包获奖证书是在报社工作时获得的。因为写作，我被调入地委秘书处工作。后来任市委副秘书长分管材料、调研工作，为市委重要稿件见报审阅把关，依然与报社打了几年交道。之后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坐在办公室首先看的是《忻州日报》，直至退休单位订的《忻州日报》是必读报纸。在我离开报社之际，我把十年来的部分作品辑集出版了《走过荒原》一书，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十年记者青春岁月”，依依不舍地怀念并告别了我所钟爱的新闻事业。

一晃40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恍然如昨。报社在发展，人员在变化，我当年的同事有的已经作古，有的退休，有的还在新闻一线工作。值此报社40周年大庆之际，衷心祝福我曾经的报社同仁们健康吉祥，祝愿报纸在融媒体时代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