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创办、几易其名的忻州市委机关报，和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迈着雄健有力的步伐，匆匆忙忙，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

有幸见证了这张报纸的诞生

那是1984年春天，向来名不见经传的忻州突然搞出了一个很大的动静。那一年，原平的“搭台唱戏”轰动全国。之后便引出了两件大事：一是著名作家柯云路创作了以此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新星》；二是地委书记阎广洪亲自组织创办了以改革为先导的《快报》。

《快报》四开四版，每周一张，主要介绍忻州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由于没有正式刊号，只能内部交流，印数自然不多，但却实实在在承担起了地委机关报的作用。因是仓促上阵，既没机构，也没人员，更没场地，所以采编校任务就一股脑儿交给了地委办公室资料组。当时，资料组共有六位同志，我是其中一员，还担任着个小组长。本来，我们有领导交办的公文材料就够忙了，现在又冒出一张报纸来，工作量旋即增加了许多。我们六人轮流着，有的在外面采访，有的在家中编校，有的整天骑个自行车跑印刷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那才叫“五加二白加黑”呢！

时间进入中旬，一天晚上杨友军秘书长走进我们资料室，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弟兄们，地委决定正式办报，报名就叫“改革报”。大家再熬个把来月，我们就可把办报的任务彻底移交出去。”听了秘书长的话，我们齐声说好。

果不其然，到了8月份，经过紧锣密鼓筹备，名曰《改革报》的忻州地委机关报正式诞生了。我们似乎还写了一篇“日出烛灭”之类的告读者书，发于《快报》最后一期，算是把二者作了一次有机的衔接。至此，作为《改革报》前身的《快报》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有机会参与了忻州日报社的建设

1990年来，2002年走，我在报社整整干了十三年副总编辑。

这十三年，报社换了三次头儿。先是班羽斐前辈掌舵，后是白炜明兄长领航，再后来是王自量老朋友发号施令。三任领导尽管“执政理念”各异，行事风格不同，但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都想把报社的事情办好。于是便有了报社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这十三年，我亲身感受到了报社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是办公场所得到了彻底解决，从借房办公到入驻新闻大楼。二是争取资金，引进了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用老总编的话说就是“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三是小报变大报，周三改日报，既不失小报风格，又有了大报气派。四是各科室配备电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五是新盖印刷厂，实现了轮转机彩色印刷。六是严格把关，逢进必考，保证了采编队伍的高素质。七是拓宽视野，先后开办“文化旅游周刊”、“教育周刊”、“社会大观”等特色显明的专刊。八是建立采编中心，实现网格化办公。九是学习外地经验，完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报纸质量。十是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发行量从几千上升到了几万。总而言之，无论硬件和软件、数量和质量，都跻身到了全省地市报的先进行列。

作为副职，我深知报社即使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也与自己关系不大。但我更加懂得“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只要有我”的深刻内涵。因此，我为在报社参与过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感到满足和幸福。

另外，参与报务值班，是每位副总编的重要职责。在值班期间，我们会协助总编认真组织把关采、编、校、印各个生产流程。说实话，我们值班不怕受苦受累，不怕早出晚归，就怕出了安全问题，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那些年，每逢值班，我们都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幸运的是，年复一年，我利利索索，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调离报社后我仍然心心念念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我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

回到市委宣传部，当调研员那几年，有了一点空闲，我总在思谋，是不是给《忻州日报》写点啥？以弥补过去在报社没有留下多少笔墨痕迹的缺憾。

后来当了常务副部长，似乎有了一点条件，便经常想我能为报社做点啥？有鉴于此，每到党报党刊发行季，我都会协调有关方面，把该说的话说到位，把该发的文件早点发出来，把该下达的任务早点下达到。觉得每年的报刊发行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便想方设法，去请一些重量级的领导来出席，以借助他们的权威，推进发行工作，减轻报社压力。

后来到了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在新闻出版科的同志和文化执法大队的同志进行常规性的检查或年检时，我都会郑重其事地对小弟兄们讲，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文明执法，文明检查，尤其是去了报社和报社印刷厂，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绝不能为难任何一个人。

退休后，如遇报社有约稿之类的事，我都会很上心地去完成。如遇报社同志们有了发展进步的好事，我也会暗自为他们高兴。

我知道，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更知道，再鸡毛蒜皮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报社四十周年大庆之际，衷心祝福曾为报社出过力流过汗的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衷心祝福《忻州日报》在岗的全体同仁再铸辉煌，再创佳绩！（徐茂斌）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