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峰著

点燃同川革命火种的地方——东社高小

在忻州这片红色土地上，孕育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原平市同川地区的东社村，通过讲述五个故事，感受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忠诚，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

点燃革命火种的同川读书会

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中国。1934年春天，崞县中学党支部书记裴缮来到同川温东社小学任教，与志同道合的南旺村教师郝冰然携手，在本村进步青年温贵才等人的支持下，于同年冬天创立了“同川读书会”。

“同川读书会”的成立，给同川地区带来了希望与曙光。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阅读进步书籍，提高青年教师和乡村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后来，在裴缮的提议下，读书会创办了名为《野星》的刊物。“野”取原野之意，“星”喻星火之明，源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刊物内容由大家共同撰写或摘录，不定期刊印，采用蜡纸刻写、有光纸油印的方式，形式多样、新颖活泼，会员人手一册，还向外寄发。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野星》共出版10多期。

随着读书会和《野星》的影响力扩大，同川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许多人积极参加读书活动。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学生娃娃们在学校里高唱抗日进步歌曲，编写墙报、壁报蔚然成风。

1936年春天，正值抗日宣传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当时的军阀成立所谓“主张公道团”“防共保卫团”，并提出捉拿一名共产党员赏大洋一百元。同川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裴缮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温东社小学远走他乡。面对腥风血雨的紧张局势，《野星》停刊，读书会转入隐蔽状态，不定期在东社开展活动。

“同川读书会”从1934年冬天成立至1937年春天停止活动，历时两年多。读书会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的干部。郝冰然带领一个新兵连参加八路军，后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王金才于1939年担任东崞县县委书记，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执委兼代县县委书记，1942年11月在五台县与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朱大豹和兰书典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诗篇；赵尚红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张学林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晋察冀边区东崞县公安局长、崞代县县委书记、中共晋绥边区六地委城工部部长等职；温贵才抗战时期担任崞县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法制局副局长。

“同川读书会”用知识与信仰点燃了革命火种，在同川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白求恩大夫的东社情缘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给中国的抗日军队提供医疗服务，不远万里，来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开展医疗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达了对白求恩逝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看似遥不可及，却也与东社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938年5月，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出发，赴晋察冀边区开展医疗工作。5月21日抵达东崞县后，来到县政府机关驻地——东社高小，由赵尔陆司令员和县长马志远负责接待。县政府为白求恩大夫准备了晚餐，呈上极富东社特色的食品，还备有一瓶高粱白酒。同川人民竭尽所能，奉献只有过年才能享用的地方美食，彰显出同川人真诚、热情的待客之道。白求恩大夫深表感谢。当日晚上，政府工作人员安排他到东社村崖头上的群众家中休息，以缓解旅途劳累。

第二天午饭后，县政府为白求恩大夫备好骡驴，他沿着村东小路前往五台县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白求恩率医疗队在晋察冀抗敌前线进行战地救治，完成手术300余次，救治大批伤员。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在东社的短暂停留，成为其革命生涯中温馨的一幕。

英勇抗敌的邢家崖保卫战

抗战进入第三年，日寇愈发猖狂。为更好地压制抗日力量，他们在同川的上庄、南庄、宏道等地修建炮楼，派驻日军和伪军，对同川人民进行疯狂扫荡，企图消灭抗日武装，蚕食抗日根据地。

1940年初，八路军抗日武装——中共河北分委、河北区队机关进驻温东社邢家崖的农户家中。这里地处通往宏道镇、定襄县、原平镇的交通要冲，又是同川地区较为活跃的农贸集市地，三日一小集，五日一大集，周围数十里的居民和敌占区商贩常来赶集，消息也较为灵通。

十月初的一天，区队长曾美刚吃过午饭，侦察员报告说上庄的敌人正朝这里移动。上庄距温东社仅二十里，侦察员发现敌情后急忙返回。但即便行动再快，敌人也已逼近，必须立即准备应战。温东社邢家崖是东社镇的一块高地，南、西、北三面皆是数丈高的土崖，只有“前坡”和“后坡”两条弯曲小路与镇上相通。若能扼守村西崖头高地，即使敌人有千军万马也难以攻破。

此外，邢家崖东面为起伏的沟壑坡地，一条小路通往五台县，若西面失守还可迅速东撤至五台山中。于是，曾美命令一中队迅速占领邢家崖西面高地，两支队伍分别守住前坡与后坡，准备阻击敌人。不到半个时辰，战斗打响。中队长孙林是个善打硬仗的老红军战士，很快就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

战斗从中午持续至黄昏，敌人久攻不下，突然停止对邢家崖的进攻，一部分向温东社北面的朱东社移动，企图从村北李家岗、朱家围一带包抄至邢家崖东头，对我军形成夹击。

此时，从原平方向赶回的侦察员报告说，原平镇出动五百多日伪军，赶着牲口，驮运铁丝网，正朝东社方向进发。看来敌人企图在此长期驻扎。为保存实力、更好地打击敌人，曾美决定将河北区队机关及部队迅速从邢家崖转移到五台的上、下红表一带。为稳妥撤离，在撤出前命令民兵在大小路口及村内外埋设地雷，以延缓敌人进犯。直至部队翻过山梁到了五台县境，仍能听到地雷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日军占领温东社后，逼迫村民提供八路军的线索。在日军强行驱赶下，村民们将敌人引至村东三华里外的石家堰崖头。面对无路可走的万丈悬崖，敌人察觉上当，将带头领路的四人绑至崖边举枪射击。枪声响起，三人当场牺牲，一人趁机滚入深沟，中途搁浅生还。气急败坏的敌人大肆抢掠百姓的粮食牲畜，撤回上庄炮楼。

王同春为信仰舍身赴死

王同春，1919年9月出生于王东社村，自幼机灵勤快，喜爱读书，七岁入学，成绩优异。1934年考入崞县中学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35年秋，因参与崞中学潮运动，被迫退学返乡。离校时，他带回《秋草》《抗日半月刊》《小电灯》等进步书籍，常读至夜深，并暗中联络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族兄王金才介绍，王同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王东社村党支部书记。1939年，调至东崞县一区区委工作，任区组织部主任，仍兼任王东社村党支部书记和基干民兵指导员。

1942年2月17日，同川上庄据点的日军突袭王东社村，大肆搜捕中共党员。正在开会的王同春立即组织同志们迅速转移，让老人和妇女隐蔽于野外窑洞后，为掩护战友，他带领四名青年朝相反方向奔跑，意图引开敌人。不幸在鸿雁沟被日军追上而被捕。

日军翻译官厉声逼问：“谁是共产党？”王同春挺身而出，毅然答道：“我就是！”日寇再问：“还有谁是共产党？”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有我一个，他们都不是！”敌人见一时难以逼供出重要的信息，便将他押回上庄据点继续审讯。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王同春始终不为所动，或沉默以对，或高声怒斥。日寇恼羞成怒，折磨他到遍体鳞伤。东社村的好儿子——王同春，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三岁。

朱德刘少奇东社留佳话

1947年4月，朱德、刘少奇率中央工委机关前往晋察冀边区指导工作，途中宿居崞县八区区公所驻地——东社。当时炊事兵支起帐篷准备午饭，刘少奇和朱德随区公所的同志在事先安排好的房屋内休息。

朱德住在东社街李五宅院（现同川镇政府所在地），刘少奇因胃病发作，不便居住较潮湿的院子，便入住温东社温高楼宅院的东北角小楼。温高楼宅院位于东社街东头，当时为崞县八区区公所驻地。

第二天下午，刘少奇胃病稍好，便与朱德总司令商议，决定启程赴晋察冀边区五台县。地方干部为刘少奇准备了担架，但他执意不坐，说自己骑马更为自在。出发前，朱总司令发现马匹啃坏了门外一棵小树，便让警卫员将随军的一袋小米留给区公所，作为赔偿。随后他们与送行的地方干部一一握手道别，翻身上马，沿温东社小东沟上了东岗路，朝五台县阳白村方向而去。

八区区公所的干部对朱德、刘少奇亲民爱民的作风深感钦佩，他们在朱总司令住过的院子里种下两株翠柏，取名“连心树”。如今，在同川镇政府后院，两株柏树郁郁葱葱、四季常青。他们路居的房屋，成为同川镇的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回顾东社这片热土上发生的革命故事，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同川读书会”的理想之光、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邢家崖战斗的英勇壮烈、王同春烈士的铮铮铁骨、革命领袖的为民情怀，共同构成了东社红色记忆的丰富内涵。这些故事不仅承载着历史，更是激励后人前行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