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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历史学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漫长的形成发展史上，山西长期发挥了民族大熔炉的作用，谱写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新时代的历史学研究需要继承优良传统，充分挖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百年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在大同云冈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必须深入总结山西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内涵，讲好民族融合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新贡献。

继承史学优良传统，助力实现百年目标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学研究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深刻揭示了历史研究需要具有的使命和担当精神，同时也对如何在回应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同时体现学科的生命力，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突出特点。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大家司马迁，面对西汉初年大一统帝国初建时的重要历史时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史目标。之后成书的《史记》不仅完整记录了中华民族早期3000多年的恢弘历史，而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导和构建上也居功至伟。《史记》秉持并大大强化了的“华夷共祖”观念，反映了在秦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华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使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此后，同为“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推动力，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研究在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历史研究者，继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优良传统，实现新时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重任，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和发展，是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一部山西民族交融史，半部中华民族形成史

民族是人类社会基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生产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形成的不同群体。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是中原农耕和北方游牧两大地理文化区域的接合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山西自古成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进行全方位碰撞、交流、融合、演进的主战场，推动着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地位举足轻重。

山西是北方民族迁徙的大走廊。山西地区地处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对峙的正前方，加之“两山夹一河”的特殊地形，为北方民族南下中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捷径。便捷的南下通道使得众多北方民族选择从这里进入内地，遥望中原，从先秦时期的戎狄，到秦汉时期的匈奴，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隋唐时期的突厥和沙陀，以及此后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人，都曾经途经这里，或长期驻留于此，或继续南下入主中原。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密切交往的时候，它又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天然的孔道，著名的“万里茶道”就是明证。

山西是北方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便捷的南下通道使得山西成为了中原政权对抗草原政权的最前线，无论是秦汉时期的“白登之围”，还是隋唐时期的“雁门之变”，还是明朝的“土木堡之变”，都发生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地处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冲突的正前方和最前线，为山西带来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却也孕育了新的生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序幕在此渐次打开。晋国在此“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曹魏在此安置“五部匈奴”，北魏在此定都立国，沙陀、契丹、女真在此汉化……曾经停留或者永驻于山西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取长补短，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在婚姻上互相通婚，血缘逐步融为一体，最终都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洪流之中。

山西是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舞台。得天独厚的通道优势和多族群轮番登场的历史趋势，使山西成为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全方位碰撞、渗透、互动、交融的大舞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谈到晋文化的渊源时曾赋诗一首：“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早期晋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北方燕山、大青山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晋地的交汇和交融。此后，晋文化的持续发展和走向辉煌，均有赖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和共生。无论是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艺术，还是金元时期文化中心平阳的出现，还是明清时期的五台山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都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持续接触、交融升华密切相关。

挖掘山西民族交融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错带，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上，始终发挥了民族大熔炉的作用。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内涵，总结其中的历史规律，对于推进对中国古代民族交融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山西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历史上众多民族曾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些民族虽然背景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原政权也曾采取过不同的政策，山西地域上先后因时制宜实行过军屯驻防、移民实边、交戎和亲、汉化改制、内地安置、通商联姻、茶马互市、封贡互市、改土归流等措施。正是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共同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无论是汉代以来大量匈奴族的南迁入并，还是魏晋之际拓跋鲜卑发迹于代北，抑或是隋唐时期突厥、沙陀等降部安置于河东，他们都深度参与和亲身见证了多元族群融凝为一体的恢弘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就是在众多不同族群的文化碰撞和融合中逐渐成形的。

山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鲜明展示、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北方模式”。借用考古学的区系类型概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宏观路径，大致可以区分为南方区系的“华夏主导型”和北方区系的“非华夏主导型”两种模式，这是由亚洲大陆整体的地理环境背景、族群分布态势以及历史过程中相关族群间的具体互动历程所决定的。在北方区系的“非华夏主导型”模式下，民族融合的内涵不再是单纯的所谓后进文明融入先进文明，甚至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简单的杂糅共存，而是在经历了族群的碰撞、文明的交融、历史的洗礼之后，熔冶而成的新的族群又创造出了新的文明，而这种新的文明较之其前身，突破了固有的框架束缚，超越了旧有的观念意识，族群知识系统以及族群本身由此而新陈代谢、更新换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云冈石窟考察时指出，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西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是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洪流的重要支流之一，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独有的历史资源、丰厚的文化内涵，而如何在这种丰富复杂的历史面前提炼出其中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以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研究工作，不断促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是摆在广大历史学研究者面前的时代重任。（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晋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