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晋北长城的文化价值

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到明朝灭亡这两千多年间，长城一直都是中原防御外族侵略的重要工程，同时长城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间的斗争与融合。晋北长城诸多战事，可是它并不仅仅是对外族的阻截拦挡，而是发挥着调控震荡的作用。当民族文化的内需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发生“文明冲突”，而战争则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通过战争，或者实现经济侵略，或者实现民族统一。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然，雁门关也是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地方。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雁门关的作用不可抹灭。从经济上来讲，长城是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的货物流通、互市通商的地方。朝廷也在这里设立关税，也就是通过雁门关、胡峪、白草口的商人需要交纳一定的税，明朝时相关的税种包括关税、门税、城税以及契税，税收收入全部用于加强边防以及官吏的薪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讲，长城两边是从最初的文化冲突逐渐发展为文化认同，这就推进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明清，这两千多年间，掌握外三关的民族并不相同，可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汉族的文化、信仰来实现民族的大统一。这即为文化统一力量的实践，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认同”。

3.1晋北长城与当地经济

代州是雁门关下属的一个古城，它是我国北方边境非常重要的经济、军事要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州城大约有三百多家大小商号。清代末年，代州城中就有56家大小票号，26家当铺，30家钱庄，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让代州城在黄河以北闻名遐迩。中原地区的商人采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大多都是从雁门关运出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南口隘口看到烽火台、走车大院、车马古道以及茶铺、寺院等诸多遗迹。

在休战期，雁门关就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互市的地方，内地与少数民族的人民在这里互相交流物资，互相学习技术，在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汉代孝帝时期，中原就开始与匈奴进行关市，匈奴把马匹、牛羊以及畜产品等运到边界，来换取中原的布匹、粮食与铁器等。鲜卑族兴起以后，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铁铸造技术不断传到了关外。经过汉、隋、唐、宋以及辽金，边境的榷场更加繁荣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时内地每年都有数十万匹布帛到边境市场上换取军马。武周时期，互市的规模更加大了。明朝时，北方边境即便战事频发，也没有彻底取消互市，内地与瓦剌、鞑靼的贸易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过。满族统一中国，建立大清朝，更加注重国家间、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在晋商的开拓下，边境贸易逐渐发展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商路，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当时中原人主要有三条出外谋生的路：第一是闯南洋，第二是下关东，第三就是走关口。而雁门古道则是走关口的重要交通线之一。“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之后，雁门古道成为了第一条国际陆路贸易道路。中原地区的商人采购了货物以后，就从雁门口出口与俄国进行贸易，最终打入欧洲，其中一条是从张家口运到恰克图；另一条路则是从杀虎口运到归化城，然后再转到恰克图。现在，雁门关地利门还保存着清朝时的一块分道碑，碑文撰写道：“正堂禁示：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由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未便！特示。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吉日立”。从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对车辆的上行、下行路线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就打开了南北交通的要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雁门关贸易相当繁盛。

3.2晋北长城与地域文化

晋北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晋北长城可以说是我国北方民族融合的见证。春秋战国时期，娄烦、严狁等少数民族就不辞辛劳，穿越雁门关，到达内地，和中原汉族通商、通婚，从而实现了各个民族的繁荣发展。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登基，北方少数民族时时进犯赵国，当时的赵国经历战乱之后国弱民贫，赵武灵王根本无法反击。于是，他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启动民族文化认同，引爆“文明冲突”，带领赵国逐渐强大起来。首先，他延续父亲赵肃侯修长城的做法，在北方修建长城，设置九原、雁门、云中、代郡等四个郡县。北长城从河北蔚县起，经雁门一直到内蒙大青山，约一千多公里。赵长城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少数民族对内地无序、无限制的掠夺，可是它并未把内外的经济交往隔断，反而使军事更加规范。赵武灵王还把内地的百姓迁到边境屯垦戍边，开军市。而胡服骑射则是赵武灵王从政治、军事两方面施行的重要改革，开始了民族文化认同之路。通过长城要塞阻控了外族入侵，保证了经济、政治的发展；同时又通过长城要塞，成功地引入了先进的外族文化，提高了赵国的实力。可以说，北长城和雁门要塞在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赵武灵王则是历史的功臣。

秦汉时期，国力发展很快，中原文化被传播到塞上地区，随着北方胡文化的传入，塞上地区成了胡汉文化的交汇处，两种文化不断冲突、交流与融合。不仅仅是宋明两朝修筑长城，历史上的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朝，都通过修筑长城来抵抗外族入侵，这里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边防地区。历史上北魏、前赵分别由拓跋鲜卑人和匈奴人所建，随后，羯人石勒建立了后赵，氐族人符氏建立了前秦，前燕和北周也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由慕容鲜卑族和宇文鲜卑族所建。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更迭、交替，最终于元太祖十六年，即公元1221年，结束了各民族政权割据局面，实现了民族统一，与汉民族一起共同创建华夏文明，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民族国家文化认同”随社会发展而出现，它是在一定地域或血缘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宗教信仰、风俗文化、语言等文化形式的整合和交融，最终建立起有利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指明方向，不仅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民族利益，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从宏观来看，“文明冲突”伴随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从微观来分析，它时断时续出现，事实上，无论是“文化认同”过程，还是“文明冲突”过程，都是以民族文化实力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尤其是当发生任何一种现象时，力量较弱的一方非常可能会陷入政治不安定、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对于力量较强的一方来说，为了要实现新的社会目标，也必须要及时调整之前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因此也非常容易出现政治动荡局面。统治者稍有不慎，可能会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甚至出现政权更迭。晋北长城由于所处地理位置险要，且占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因此在一次次文化认同和冲突中，发挥了维护冲突双方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冲突双方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融合，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3.3晋北长城与信仰文化

3.3.1多民族催生边塞佛教文化

佛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在全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它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并于西汉哀帝元年被引入中国。随着千年华夏文明的发展、传播，边塞长城一带逐渐出现了边塞佛教文化，并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一样，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的广泛流行，离不开现实需要。东晋时期，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人们迫切需要从佛教中获取精神安慰，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大面积推广开来。为了大力发展与传播佛教文化，净土宗始祖慧远曾经主持修建了白人岩寺，并留下了著名的八圣迹。前秦皇帝苻坚信奉佛教，他取得政权之后，大力弘扬佛教文化，甚至动用武力。公元379年，即太远四年，他为了抢夺高僧道安法师，不惜发动战争，时隔4年，他为了得到高僧鸠摩罗什，派大将军吕光远攻龟兹，为人民带来深切灾难。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后，一边着手修建长城，一边大肆建造佛像，公元423年，北魏统治者沿阴山北麓修建长城，目的是抵御北方柔然族的入侵，保护都城。公元439年，为了抵御卢水胡和吐京胡的侵犯，北魏政权又修建了东起居庸关，一直到保德县黄河附近的一段长城，即著名的“畿上塞围”，这段长城从居庸关开始，经过昌平西、门头沟黄草梁山、东灵山，由河北涿鹿南、跨过小五台山进入蔚县、山西灵丘县、繁峙县恒山，后进入代县和宁武县，经过禅房山、管涔山、芦芽山，以及五寨县、岢岚县，最后达到保德县黄河岸。从这段长城的走向来看，与明长城走向大体相同，全长534公里。鲜卑族政权一边修筑南北长城，一边建造佛像，其中以云冈石窟最为著名。南怀瑾大师曾经对此评论道：“北魏政权的建立者为兴盛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容易受到佛教温暖的影响，也正是由于统治者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佛教才得以大面积推广开来。”北魏政权建立初期，在北方大肆建造佛像，以此树立统治者威严，巩固统治者政权。如今，位于神池太平庄乡的舍利塔、繁峙公主寺以及五寨南禅寺都是修建于北魏时期的著名佛寺。东魏统治者以及北齐统治者尽管是汉人，可是一直接受鲜卑文化，因此这两个时期仍然流行佛像建造，如今，宁武依然保存着建于公元548年的石刻菩萨群像，而享誉世界的太原蒙山大佛则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到了隋唐时期，隋文帝受佛教文化影响很深，他建立了海瀛寺和圣寿寺，这两座寺庙皆是皇家寺院。唐朝统治者身上有鲜卑族血统，自然崇尚佛教，大肆兴建寺庙之风极为盛行，如芦芽山周围不仅建有包括华严寺在内的72座寺庙，而且有毗卢遮那佛的道场，以至于到了贞元元年，毗卢佛道场寺庙群连成一片，佛教文化空前流行。契丹统治者也崇尚佛教，应县木塔佛宫寺更是开拓了佛教寺院的新境界，此外，芦芽山的千佛寺、繁峙的岩山寺以及河曲县的岱岳殿皆建于金朝时期。尽管元朝没有修建长城，可是元朝依然是一个推崇佛教的时代，如芦芽山下的清居禅寺——王府的香火寺，此外还修建了文殊寺、护宁寺、报恩寺。俗语说：“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在修建长城的同时，也推动了边塞佛教的发展。明朝后期，各蒙古部落不断与之发生冲突，尤其是土木之变后，北方军事形势更加严峻。但是，边境贸易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开始出现商品经济萌芽，经济的繁荣、统治者支持以及坚实的信仰基础共同推动了边塞佛教的发展。明王朝万历年间，不仅建造了延庆寺，而且开凿了万佛洞，这标志着石窟造像达到鼎峰。与此同时，明王朝修建了天宁寺、极乐寺，以及浮屠塔，并将李牧祠改建为护国镇边寺，专门用来供奉释迦牟尼佛。在调查中发现，明清时期的佛教寺院数量达到鼎峰，仅三关区域的佛教寺院就在千所以上，新建寺院在寺院总是中约占百分之二十。

长城经历了兴衰发展演变过程，可是佛教自传入我国之后一直兴盛不衰。长城沿线各个民族为边塞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这也标志着华夏民族认同的形成。

3.3.2边塞佛教文化的特征

随着民族文化的冲突、融合以及创新，边塞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塞上佛教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印记，是军事文化、山水文化、塞上文化等多种文化交融、创新的产物。

佛教在维持社会安定秩序以及形成民族文化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政权几经更迭，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政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很多寺庙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且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曾经下令灭佛，佛教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其次，很多次战争的目的是抢夺高峰，因此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尽管长城西北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荒凉，可是佛教文化却十分兴盛。大部分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都重视佛教，因而佛教在边塞地区得到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先进之处，并在巩固少数民族政权、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少数民族之间通婚以及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最终形成嵌入式民族融合局面。北魏政权在弘扬佛教文化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石窟佛像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边塞佛教文化标志着边塞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边塞风光独特，山灵水秀，充满了各种神秘色彩，边塞佛教地位非常高，古代帝王常常会以狩猎或者巡视边塞的名义来到边塞的寺院，而许多名士又因仰慕边塞来观光或者求道。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就有这样的记载：前赵皇帝刘曜（刘曜，匈奴人，于公元318年建前赵，籍贯新兴，亦即今天的忻府区）就曾经隐居在管涔山，在这里得到了山神指点和神剑，才成就了帝业。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在天池和桑干河游猎，他在七条鱼上穿以金珠，然后再天池放生，用这个方法来验证天池与桑干河一脉相通。拓跋宏在位时，还开凿云冈石窟，并建筑了清凉寺、佛光寺等。据史料记载：北魏文成帝拓拔睿曾于公元465年春到楼烦游玩；东魏天平二年，兰陵公主与阿那环联姻，丞相高欢亲自把公主送到了楼烦北疆，高欢又在天池获得了瑞石，这预示着他将会在三川称王，也因此天池的名声越来越大。

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东魏丞相高欢在天池游玩；北魏颇有权势的朱荣父子在天池游玩时听到了萧鼓演奏的声音；北齐皇帝高洋在天保六年，在天池聚集各路军队，天保九年又从晋阳出发向北巡游天池；北齐后主高纬在武平七年在天池大狩；隋文帝在天池建祠，每每在天池祷告都很灵验；隋文帝在开皇四年，“驾幸汾阳宫”；隋炀帝大业二年也巡幸汾阳宫，并且在大业三年、十一年曾多次到汾阳宫巡幸；唐代文宗时，李德裕官居太原书记，管涔山一个隐士对他说第二年将会在朝庭为官，果然如此；宋太宗时，潘阆在管涔山隐居，最后成仙。正是因为历代帝王将相、名人雅士频频光顾边塞，这才使得此地的佛教声名起点就特别高，而边塞的奇山异水又给本就神秘的佛教文化抹上了更加神秘的光彩。

边塞佛教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经这样来比喻传统文化：“道教，是药店，社会有病了就需要找它；儒教，是粮店，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而佛教，则是百货店，只要进去，你总能够从里面找到你想要的。”边塞佛教文化恰是这样。边塞远离朝庭，因此它面对的不仅有正统儒家思想和传统的道教，还要面对社会底层的贫民，戍边的将士、四处奔波的商人，还有各个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儒教重名利，道教讲逍遥，唯有佛教宣扬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自然被民众接受，这就是边塞佛教的包容。在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是需要宗教来进行调和与弥补的。宋朝以后，在大同、宁武、河曲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三教寺。与此同时，民间宗教更是在佛殿中请入了各种神仙。明清以后，边塞地区可以说是真正地实现了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各种神仙的大融合，佛就是神仙，神仙就是佛。

边塞寺院是僧人修行的主要场所，但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为官府提供超度亡灵的场地，同时，它也为边塞居民提供祈求幸福生活的场所。无论是修建于万历年间的宁武延庆寺、皇家庙宇，还是《万历南藏》，乃至金朝的《赵城金藏》，都是佛教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边塞佛教文化在当时受到极高的推崇。偏关县白衣殿的“敕旨钦命龙华盛会”，或者偏关水泉堡普照寺的孤魂祠，都是超度亡灵的重要场所。明初，边境极不安定，经常发生战乱，很多将士为国捐躯，因此朝廷举行龙华盛会的目的在于祭奠为国捐躯的死难者。边塞地区既有草原文化特征，又有农耕文化特征，自然环境较差，边塞居民生活困苦，因而他们希望通过寺院祈求生活幸福，也希望通过念经诵佛，得到心灵的安慰。无论是长城还是寺院，都是边塞地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边防将士利用长城保家卫国，边塞居民利用佛教换取心灵寄托。

庙会是佛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体现。起初，庙会只出现于与佛教有关的特定日期，如庆祝佛祖诞生、佛历规定的重大节日、高僧圆寂等。当庙会逐渐摆脱寺院的限制，并演化成为民间节日后，民众开始有机会接触佛教，因而庙会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举例来说，在河曲香山寺庙会、偏关万人会以及宁武延庆寺龙华会上，主要来自山西、陕西以及蒙古的佛教徒以及众多边塞居民齐聚庙会，而庙会也成为人们游玩的重要场所。边防将士以及边塞居民可以深切感受到庙会文化，他们既可以通过庙会表达精神寄托，寻求心灵慰藉，又可以与朋友相聚，交换信息，扩大视野，获得愉悦的心理体验。在庙会的影响下，佛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有效填补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空白。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边塞居民积极投身于寺院建设中。少数民族统治者重视佛教，重视边防建设，这使得边塞地区寺庙不断涌现，而佛教的教化民众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得以充分发挥。北魏政权设立了太常寺，这是管理寺院的专门机构。明清政府设立了不同等级的僧纲司、僧正司以及僧会司。边塞地区不安定因素很多，大小战事层出不穷，不仅戍边将士生命受到威胁，边塞居民也不得不饱受战乱之苦。明代郑友周赋诗一首《寓宁武只园寺与和尚香檀林》：“久被尘烦累，频年学马牛。暂投僧舍宿，顿觉此生浮。踪迹飘孤梗，流光转急筹。无能回世运，空抱杞人忧。”写出了生活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一面是生活的艰难，另一面是承担着精神寄托职责的寺庙，边塞居民自然积极投身于寺庙建设中。很多政府官员都曾经为寺庙建设捐钱、题字、撰写文章，如兵部尚书王崇古、福建巡抚徐继畬、山西总督曾国荃等。另外，康熙年间的太原同知李文焕亲自参与到寺庙修建中，因此说佛教文化是修建于边塞居民心目中的坚固长城是有充分根据的。 （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