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群萃

《陇关道》是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游记。提及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偏执：只有进入河西走廊后，才算到了真正的丝绸之路。其实，西出长安不久便会遇到第一重屏障——陇山。对于这座山，胡成在《陇关道》里曾这样形容：“秦人西去，陇山是迢迢万里路的第一道惊悸。不只因‘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的险峻，更有从此家国难归的凄惶。”

古人在陇山探索出两条路：一条是沿着泾水河谷的萧关道，一条是先走渭水、再溯汧水的陇关道。萧关道在北，俗称“北道”；陇关道在南，俗称“南道”。唐亡以后，随着传统丝路的衰落，陇山也渐渐淡出文人的视野，《陇关道》讲的正是这处丝路古道上的人和事。“我对历史的兴趣，由盛唐降至晚清，足下仍是丝绸古道，眼见得却是衰草斜阳。”胡成在《作者手记》中这样说。

一位优秀的游记作者应当熟识地理，并充满实地踏勘的勇气。没有对自然山川通彻的认知，地理空间与心灵空间撞击后产生的感受便无法传递给读者。“他出陇州，我入陇县。”这句话虽短，但空间感极强且信息量巨大。一“出”一“入”，相隔两个多世纪，而地名也由“陇州”变为了“陇县”。

一部厚重的游记缺不了“史”。除了对历史事件的铺陈，《陇关道》也具备宏大的历史感。“八百里秦川，中国最伟大的一片沃野，秦汉隋唐肇兴于此，是我们最初的荣耀之地。”这一句写得极其恢宏，只三十三个字，就道出了关中地区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一部温暖的游记少不了对历史的同情心。督抚陕西的毕沅曾对辖区内重要历史遗迹立碑为记，然而其中部分却被认为有张冠李戴之嫌。胡成是这样理解这种时代局限的：“记录却是客观的。如果所记之处还在那里，我们可以再去细考；如果已经湮灭，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这里曾有一冠，那里曾有一鹿。”

一部扎实的游记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承载历史。对于所描绘的历史与地理空间来说，这个“物”不仅是一个能够从容收纳人物、历史的容器，也是所在城市的脊梁，如《西安》一文中的碑林。就碑林而言，它为我们提供的精神慰藉是西安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碑林外，沿城根儿坐下，要上两个馍，掰好，吩咐老板煮来。这一头空气里弥散着葫芦头特有的香气，那一旁的朱门内藏着千年国本。猪大肠与古碑、酒香与墨香、大俗与大雅，仿佛就是历史在这座城市里的缩影。一座城市有了这样的“物”，便永远都是健朗的。

《陇关道》中描写的人物众多，既有封疆大吏、学者、军人，亦有史书向来疏于记录的布衣黔首。胡成对湮灭在历史中的小人物充满了悲悯之情，他在《西安》中讲述了金圣寺的毁灭，之后便感慨死于战火的团总石仓：“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未到古稀之年的石仓，或许正坐在香火仍旺的金圣寺山门外，袖着手，眯着眼，看着陶家的车马缓缓走过。”文中的陶家车马里坐着的是三十年后随父入疆的陶保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切于身心家国”的《辛卯侍行记》。而与之并重的《河海昆仑录》则是更率性的游记，提及碑林，这位进士出身的谪官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凡余四十年来目见梦想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读之，真人生快事。”

我们向来不缺乏宏伟的历史叙事，但疏于关怀心灵的细节。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六月，莱阳人赵文耀在幽暗的石壁上写下了“因题洞壁，以志岁月”的题记。公元2020年，胡成用这本《陇关道》完成了他的“以志岁月”。几十年、数百年后，若有人再次关注起这条贯通关陇的古道，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就是这本书。在书中，行、站、坐、卧的是陇山两侧那些有名有姓、有父有母、知冷知热的众生。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