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中国有瓷，瓷源于玉

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祖先的盛器可能是一片芭蕉叶、一只贝壳，甚至是鸵鸟蛋壳，这些天然盛器因陋就简，很不方便。有一天，人们无意中发现被水浸湿后的黏土可塑，晒干后再用火烧，会变得坚硬而结实，陶器便应运而生，这是人类制造业漫长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会制陶，制陶是文明自然演绎的结果，却也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产品，存在诸多缺陷，注定要逐渐被历史淘汰。

那么，陶器要蜕变为瓷器，取决于哪些条件呢？学界一般认为，得有三个条件在同一时空出现。一是瓷土或高岭土的应用，它们构成瓷器的骨肉。二是窑炉温度达到1300℃，由于烧制温度高，瓷器在致密性、光洁性、硬度、防渗水性等方面大大优于陶。三是釉的发明，釉是附着于陶瓷坯体表面的一种连续玻璃质层，除了有美容作用，还能增加制品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和介电强度，有便于拭洗、不被腥秽侵蚀等优点。

地球上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瓷土，然而不是每个地方都生产出了瓷器。古巴比伦人烧出来的釉虽有缺憾，但那是公元前3000年，而中国人有釉陶是在商朝，晚了大约1400年。即便如此，瓷器并没能问世于他国。15世纪以来，西方不少具备条件的国家一直“众里寻他千百度”，直至18世纪中叶才得以拥其入怀。300年流光虚掷，主要归结于一个“玉”字——不知且无感于天下有玉。

玉，是引领一代代华夏民族的瓷人攻坚克难、玉汝于成的关键。大约在8000年前，华夏先民在磨制石器时发现了玉石，玉石质地细密温润，富于光泽。作为工具，它较之一般石器不易破碎，比起骨器、木器也更顺手。此后，先民逐渐认识到，玉用作工具是暴殄天物，其物理属性、审美价值使它更适用于祭神，“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周礼》中便有以玉祭祀的记载。玉作装饰，有玉户、玉册、玉铃、玉柱、玉屏、玉案等，后来又因其稀缺慢慢发展为货币，构成中国钱币史上最早的系统性玉石货币体系。玉带、玉佩、玉笏则成为皇权及官员等级的标志，玉玺、玉座，更是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

宋代影青瓷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到东汉的青瓷，这种发展是一种玉器效应。最早的瓷器皆青、白，就是多数玉的颜色。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宋代中期又烧制出影青瓷，青白釉色十分淡雅，釉面明澈洁丽，色泽温润如玉。迎光观之，花纹内外皆可见，故称“影青”，也有“假玉器”之谓。玉，恰似一道类似激光的强烈光束，引领华夏一代代工匠，在攻坚克难中锻造出了瓷。

瓷，何以为“中国”

瓷器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具备全球影响力，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堪称中华文化卓越地位在器物贸易层面的标志。英文里，瓷器和中国是一个拼法，即china。于是，一个问题由此而来。在丝绸、茶叶、瓷器三者中，西方人以瓷器命名中国，这轻薄易脆的物件，难道挑得动中国文化这座丰饶而又厚重的大山？或者说，国人是否认同，比起更悠久、闻名遐迩的丝绸、茶叶，瓷器在物质层面、精神气象上与“中国”存在更多契合？

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恰如丝绸是20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茶叶是5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10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与丝绸、茶叶比起来，从大国到小邦、从欧洲到非洲，中国瓷器的千年存在，有遗存、遗址可验，有典籍、实物可证。

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菲律宾群岛的偏僻山区有海胆人，“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他们三五成群潜伏在树丛中，以暗箭射人，但只要将瓷碗摆在地上，他们就高兴地跳出来捡拾。菲律宾群岛较其他民族而言，较早使用瓷器，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十多年来，该国出土了大约4万件中国瓷器。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位于今开罗南郊，在7—10世纪曾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心。唐宋时，埃及便从我国进口陶瓷，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与中国陶瓷贸易的重要枢纽。有学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古瓷片进行清理、分类，确定其中有1万余片为中国陶瓷碎片，包括晚唐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北宋广东窑系、景德镇窑白瓷及明清两代青花彩瓷等。

瓷器，为古老中国蒙上一层绮丽、美好的面纱，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东方热”“中国热”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整个欧洲。

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三便士左右的盘子，虽然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了。”不经意间，莎翁透露出一个信息：此时的中国瓷器在英伦尚属稀罕之物。到了17世纪末，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成为国潮。

法国上流社会中国陶瓷的“铁粉”很多，其中包括作家维克多·雨果。他的《根西岛记事本六册》中写，在一个称为“码头”的地方，自己先后买了48次中国瓷器，共花费3000多法郎。与此同时还为一名女子买下一幢小楼，取名“高城仙境”，在“仙境”客厅的墙面上挂满美不胜收的瓷器。雨果还将自己的57幅画作制成彩绘漆板装饰室内，图案中仕女、凤凰、仙鹤、麒麟、牡丹、兰草等中国符号与法兰西民族活泼风趣的表达融为一体，打造出了一个华洋混搭的“幻境”。

中国文明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部分，像细雨一样作用于异国的物质生活，最终渗入对方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

瓷都千年，代表中国工匠的命运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钧、汝、官、哥、定是闻名于世的宋代五大名窑，与它们比起来，景德镇只能算“小老弟”。我却一直不解：若真如此，为何宋真宗时期的年号未给其他窑口所在地，单单给了重重关山之外的景德镇呢？

20世纪末经考古发掘，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大量青白瓷：餐具、茶具、酒具、玩具、花器、宗教用品、化妆用品等，几乎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事实上，景德镇瓷器不仅为宫廷所重，也是民生所系、外销所倚。景德镇宋时的青白瓷在上海、广东、江苏、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四川、内蒙古等地均有出土，而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巴基斯坦等国家甚至非洲地区也都有青白瓷遗存——在宋代的外销瓷中，青白瓷始终是一个主要品种。

进入元代，青花瓷在景德镇创烧成功、成熟，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青花瓷一扫唐宋瓷器的单一颜色，以青白作地，衬托蓝色花纹，花纹呈现除刻、印、划、剔、贴、塑等外，彩绘成为主流。素雅与艳丽和谐统一，或浓妆淡抹，或写实写意，意境深远，清丽脱俗。青花瓷的环球旅行也是从元代景德镇开始的，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太多史料与遗存可以佐证。景德镇的青花，若杜工部脸上酥酥的锦江夜雨，渗透进近代欧洲社会生活。

回首中国的“全球史”，其序幕、发展、高潮、压轴，景德镇无不洞穿其中。放眼中国，有几座城市，如景德镇这样近600年里名动世界，影响西方从国王、伯爵到面包师、马车夫的餐饮习俗与艺术风趣，并在400年里决定着伦敦、巴黎银价的浮动？景德镇瓷器，是东西方“哥伦布大交换”后中国经历全球化的最好注脚。

进入近代后，景德镇命运若何呢？景德镇及其瓷器日益凋敝的年代，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走下神坛并日愈边缘化。景德镇瓷器的命运，是近代中华民族命运的某种投射。中国的所有传统城镇中，景德镇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工匠的宿命。说是“千年窑火”，一代代消逝了的工匠却似葬在了一个无名的冢里，冢上唯有封建王朝一个个皇帝的年号及他们投射在瓷器上的权威。由于“重道轻器”的传统，文人墨客多是用诗词赞叹器皿之美、工艺之绝，内心却始终将陶瓷视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除蒋祈《陶记》、宋应星《天工开物》、唐英《陶冶图说》与蓝浦《景德镇陶录》等文献外，典籍里几乎难寻陶瓷踪影。

景德镇的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人群中，你可能难以发现他们有多么特别，然而一旦进入指尖的世界，就会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匠人精神，被景德镇足足打磨了千年，若地壤酝酿钻石，江河沉淀珍珠，成为这座城市的基因。

瓷之要义，在于集中华文明之大美

似乎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品，能够像瓷器一样，将物感与精神、生活结合得如此完美。瓷器，集中华文明之大美。从瓷器中，可以看到玉器时代的玉器之洁，青铜时代的青铜之坚，石雕、木雕的朴拙之美，书法、绘画的变幻之美……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所有器皿的美感、艺术和手法，几乎都融入了瓷器。

《易经》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瓷两者兼具，在光洁如玉的物质形体之外，还用一种隽永的诗性方式，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气韵，深深浸染到中国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让民族整体的命运在变幻不定的世界上拥有独特的气质和坚定的存在感。

瓷上还多少有些寥落的禅意，那“空山新雨后”的清新，让被世事磨砺得日渐粗糙的心灵，再次表现出含羞草一般的灵动与敏锐，让时下浮躁的人们渐渐降去燥热，淡去利害。在瓷千年洋洋洒洒的叙事中，将其他工艺、美术话语空间中局部穿行的历史意义、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统统揽起来，汇成了一条天高水阔、风帆正悬的大河，其画面、纹饰、色彩、光泽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原乡。

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费劲的时下，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元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使人信服、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我想，答案可能在景德镇寻找到。“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若一艘大船，助推的人多了，有水来了，它就又扬帆起航了。（胡 平）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