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28岁作《论诗三十首》，效仿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宗旨及以七言绝句表述诗学理念的体式，以体大思精的组诗巨制，对从汉末至北宋千余年诗歌史上的正伪得失予以褒贬。其中第七首针对建安风骨在两晋南北朝渐趋衰弱的缺憾，标举北族民歌延续中州文脉的千古卓识：“慷慨悲歌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穹庐一曲”指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文本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而史书中最先提及《敕勒歌》的是唐初李延寿所撰《北史》卷六《齐本纪》。据史载东魏武定四年（546年），权臣高欢率兵十万从晋阳南向进攻西魏的军事重镇玉壁（今山西南部稷山县西南），折兵七万，返回晋阳途中，军中谣传其中箭将亡，于是高欢带病设宴面会大臣，为振军心，他命部将斛律金唱《敕勒歌》，遂使军心大振。

历史上学者对《敕勒歌》的评价，多着眼于意境辽阔的诗风层面。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书韦深道诸帖》中用“奇壮”概括其语言特色，又评“率意道事实”，意指诗歌客观真实地描述了敕勒川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著作《诗薮中》说《敕勒歌》“浑朴莽苍，暗合前古。推之两汉，乐府歌谣，采自闾巷，大率皆然”，“齐梁后，七言无复古意，独斛律金《敕勒歌》”。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云“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着眼点由诗境的苍莽到语言的自然、风格的高古，最后追溯至两汉雄浑古朴的审美风范。由此看来，宋人评《敕勒歌》多聚焦艺术表现层面，明清则显然受到元氏影响。现从两方面谈元氏推举《敕勒歌》的原因。

超越传统夷夏之辨的理念

在元好问看来，《敕勒歌》是中原汉魏乐府诗与北族歌谣优势互补嫁接出的硕果，是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开放平等的肯定。敕勒，我国北方古部族名，初号“狄历”，又称“铁勒”，原居匈奴北。东汉时匈奴分裂南下，敕勒人遂进入漠北草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出兵征战返回途中，敕勒诸部归附，“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

《敕勒歌》中的“敕勒川”，应在阴山南侧，黄河“几”字形以北河套平原一带。这里战国时属赵，秦汉时收复，置定襄、五原、云中等郡，北魏孝文帝迁都平城，遂安置敕勒人于此。古代根据地域方位确定中夏四夷，元氏本属鲜卑后裔，又生长在女真政权下，能够顺应辽金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历史趋势，快速接受辽太宗倡导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理念，思想上更是敢于超越以汉族为本位的贵夏贱夷局限，故其对《敕勒歌》极力推举，并从民族关系的层面给予高度评价。

对故地诗篇硕果仅存的感怀

北朝乐府民歌中，《敕勒歌》和《木兰诗》广为传颂。元好问在《寄女严三首》中写“添丁学语巧于弦，诗句无人为口传。竹马几时迎阿姊，五更教诵木兰篇”，由此可知其子女经常背诵《木兰诗》。或许有人产生疑问，对于刚学说话的幼儿，为什么不选择简单易学的五言绝句而要“教诵木兰篇”呢？这大概与木兰从军“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的社会背景有关，更与元好问对祖先发祥地难以割舍的情结有关，这也正是其对《敕勒歌》偏爱的原因。清人宗廷辅对此有感而发：“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极豪莽，且本是北音，故先生深取之。”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