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山园。张存良摄

历史总让人惦记，也从未走远。今天所要探访的是忻府区韩岩村遗山园。

园中粉墙灰瓦，正面一座元好问雕像高大挺立，西面为墓园，东面为野史亭。走进大门，赫然映入眼帘的便是矗立在高台石基之上，看似寻常的六角小亭。青砖黛瓦、木质门柱，门楣上的“野史亭”三字以及两侧所题写的楹联文字，虽历经风霜却依然遒劲有力。凝视着元好问先生雕像，思绪回到了那个八百多年前的时代。

少年神童，问情词作

1205年，十六岁应试赶考的元好问行走在通往并州（今太原）的汾河边上，听一位捕雁者说，天空中一对比翼双飞的雁，其中一只被捕杀后，另一只从天上栽了下来，殉情而死。

元好问向捕猎者买下这一对大雁，把它们葬在汾河边，取名为“雁丘”。此时的元好问，在感悟一双大雁“生死相许”之情后，诗情奔涌而出，遂留下了一首《摸鱼儿·雁丘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一声对生命与爱情的终极叩问，将动物世界的生死相随升华为人类爱情主题的精神图腾，最终化作一道永不消逝的星光，穿透时空的阻隔，被数百年来无数痴情男女反复吟咏。这种情感共鸣，揭示了人性深处最隐秘的渴望：在心灵的荒原上，我们都期盼着那只愿意为自己停留的飞鸟。

然而这个被捧为“天降文曲星”的少年，从二十岁出头一直到去世，一辈子都在战乱中度过，人生轨迹始终伴随着颠沛流离。

大厦将倾，写史明志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其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改称“大元”，建立元朝。1214年，蒙古大军直捣忻州，踏破城池、捣毁民居，百姓死于兵祸。金宣宗被迫从中都（今北京）逃往汴京（今开封）。这次战火，元好问的兄长元好古也不幸遇难，年仅29岁。

1232年年初，蒙古军围攻开封。金哀宗眼见四面楚歌，金国危如累卵，于是率部分军队突围，寻求活路。1233年，留守西面的元帅崔立捕杀大臣，胁迫文武大臣叛变投敌，元好问也做了蒙古军的阶下之囚。当时，他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降蒙，或是殉金，再或入宋。元好问经过内心苦苦挣扎，这三者都没有选。

因为他的远祖是鲜卑拓跋人，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远祖元结，早已深受汉文化影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的张载一语道破了读书人的精神信仰：不是为了考取功名的投机取巧，也不是卖国求荣的飞黄腾达，而是为了天地正义的坚守，为了往圣绝学的弘扬。为此，元好问继承了写史明志的古代文人传统，走上了一条比忠于一朝一姓更高的忠于中华文化的人生道路。在他看来，惟有文字、惟有史书，才是记录文化、记载文明的有效载体。

野史亭。张存良摄

风雨如磐，野史亭修史

1239年的秋天，天命之年的元好问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故乡忻州。此刻的他，早已不是那个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的“元才子”，而是一个历经国破家亡、饱尝世态炎凉的金朝遗民。

尽管如此，元好问还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在自家院落中搭建了一座简陋的草亭，命名为“野史亭”，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修史生涯。如今的野史亭是民国时期重建后的模样。但从元好问《野史亭雨夜感兴》的诗句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时那样的孤寂与坚韧：“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在宋金元的历史缝隙中，一位老者在乡野伏案疾书，窗外疏雨敲打着草亭。元好问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漫长的修史过程。每每搜集到有价值的史料，就用小楷记录在寸纸之上，写满若干张之后，就捆成束。就这样，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记忆碎片，被他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终于写出了一部上百万字的《壬辰杂编》和汇集北方254家诗作的《中州集》。

野史亭中的孤灯，最终照亮了整部金史，也成为二十四史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当后人翻阅《金史》，发现其中大量内容源自元好问的著述时，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苦心孤诣。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元好问便是这样的人。

历代修缮，文化记忆赓续

1257年九月初四，一代文坛巨星元好问陨落在太行下的河北获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享年六十有八，后归葬忻州，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从此以后，野史亭与他的墓地一同静卧在韩岩村北的土地上。令人感慨的是，这座简陋草亭，却在之后的岁月里经历了七次重大修缮。

元代的两次修缮奠定了野史亭作为文化遗存的基础。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好问的学生魏初、姜彧作为元代名臣任职山西，专门来到忻州拜谒并立“诗人元遗山之墓”碑，碑文中特别提到元好问临终遗愿：“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其实以“诗人”自称的元好问，历史贡献远超诗坛。大德四年(1300年)，元好问长子元拊、次子元振刻立郝经所撰墓志铭碑，进一步确立了野史亭的历史地位，墓地也成为后世瞻仰的圣地。可以说，元代统治者对这位前朝遗民的尊崇，体现了文化记忆超越政治更迭的生命力。

清代的三次修缮赋予了野史亭更为宏大的文化意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忻州知州鲁潢秉山西布政使朱硅之命首次以官方名义修葺元墓；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忻州知州汪本直又进行了大规模重修。这次不仅重建野史亭，置办墓田，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征诗题吟”活动，吸引了当时的文化名流参与。整场活动将元好问从地方先贤提升为全国性的文化象征，野史亭也从一处纪念场所转变为文化交流的空间。同治六年(1867年)，忻州知州戈济荣将野史亭从原址迁移至路南，并扩建墓园，他在碑记中写道：“戈仙舟赞汪公诗曰：兹举堪千古，伊谁继后尘。今日之举，后先辉映矣！”这句话生动揭示了清代士人已经把修缮野史亭作为传承文化道统的神圣使命。

民国时期的两次重修凸显了鲜明的文化救亡色彩。民国4年(1915年)，忻县知县陈时隽对元墓进行简单修葺；民国13年(1924年)地方名士陈敬棠主导了大规模重修。时值军阀混战、国势衰微之际，陈敬棠等人扩建野史亭，新建“青来轩”“捐款题名室”，镌刻元好问墨迹、名人题咏，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集纪念、教育、研究于一体的文化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重修留下非常完备的十余块碑铭，如陈敬棠《重修元遗山先生野史亭记》、郭象升《重修野史亭记》等，不仅记录了修缮始末缘起，更表达了民国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坚守文化命脉的决心。野史亭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救亡的精神堡垒。

进入新时代，忻府区委、区政府不仅落架重修了古建，更扩建了园区，新辟东西两侧碑廊，集元好问怀乡诗数十篇以及论诗歌三十首，使这里成为综合性的文化教育基地。这次修缮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

当我们在遗山园中漫步，看“青来轩”前花开花落，观野史亭畔云卷云舒，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那些为保存历史火种而孤军奋战的身影，那些在风雨如晦中坚守文化命脉的志士，那些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基因。

精神不灭，沧桑古亭的启示

野史亭的六角攒尖在晋北的风中轻轻颤动，那些被岁月磨洗得发亮的石阶上，不知叠印过多少追寻者的足迹。当我们将目光从历史的纵深中拉回当下，这座承载着八百年记忆的建筑，究竟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以古为鉴、创新图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才能谱写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壮美诗篇。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野史亭八百年来的存在意义已经超越了金元史学研究的范畴，不仅成为了“中华文明历史意识”的象征，也成为了当今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生生不息的最好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对野史亭的修缮，每一次对元好问的纪念，更是一种精神传承，都是对文明记忆的一次唤醒，都是对历史担当精神的一次重申。

野史亭虽小，却承载着最为深沉的文化记忆；元好问虽逝，但他的精神从未消失。在这座不起眼的六角亭前，我们仿佛看见八百年前的孤灯依然亮着：那不是对逝去时代的哀悼，而是照亮文明前路的星火。（李志峰）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