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显通寺钟楼 王文君摄

当我们在显通寺的晨钟声里触摸唐代经幢的刻痕，在菩萨顶的台阶上辨认乾隆的御笔书法，在佛光寺的东大殿仰望女弟子宁公遇的墨书题记，五台山的文化年轮便清晰可见。这座山从来不只是宗教圣地，它是帝王将相的权力祭坛，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原乡，是能工巧匠的创造现场，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立体画卷。

帝王踏雪寻圣迹

五台山的香火始终与王朝命运交织，历代帝王的足迹不仅是个人信仰的投射，更暗含着政治权谋、边疆治理与文化整合的深意。

北魏孝文帝：佛光初照

北魏太和二年（478年），孝文帝拓跋宏的车驾碾碎了恒山北麓的晨霜。这位被后世誉为“佛教护法”的鲜卑帝王，在五台山东台顶留下了最早的帝王足迹。史载其“亲幸山灵，瞻礼圣迹”，不仅下诏扩建灵鹫寺（显通寺前身），更将鲜卑族的尚武精神融入佛教艺术，开启了五台山作为皇家道场的千年篇章。

隋文帝：敕封五顶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杨坚下诏：“五台山者，文殊閟宅，万圣幽栖。”这位笃信佛教的帝王，不仅派人在五台山建寺20余座，更首创“五顶敕封”制度：将五座台顶分别册封为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中台演教寺。从此，五台山的山形与佛教宇宙观完美契合，成为帝王构建“人间佛国”的空间范本。

五台山南禅寺唐代雕塑 王文君摄

唐高宗与武则天：凤凰双巡

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李治命会昌寺僧人会赜绘制《五台山图》，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幅佛教圣地全景图。武则天为后之时，她多次派人在几座台顶建“则天塔”。长寿二年（693年），名僧菩提流志等新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登上帝位大造舆论。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

宋太宗：梵刹新生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赵光义敕建太平兴国寺，并铸铜钟置于显通寺。这位以“烛影斧声”闻名的帝王，在五台山留下独特的文化密码：现存佛光寺文殊殿的北宋壁画中，武将装束的文殊菩萨骑着青狮，恰与宋代“以武立国”的意识形态暗合。

五台山金阁寺 刘永平摄

元成宗：敕建万圣佑国寺

元成宗铁穆耳（1265年——1307年）尊崇佛教，常赏赐僧人。元贞元年（1295年）即为自己巡幸五台山做准备，敕建万圣佑国寺，即今南山寺最上面的部分。第二年，登山礼佛，观瞻圣容，对多处寺院皆有赏赐。万圣佑国寺建成后，成宗还诏“释源宗祖”洛阳白马寺的真觉国师为其开山住持。

元英宗：汉藏交融

元英宗名硕德八剌（1303年——1323年），年号至治，在位期间，崇信佛教。依据《元史》《清凉山志》及五台山保存的元碑记载，延祐七年（1320年）九月，颁布“禁五台山樵采”，保护了五台山的森林植被，维护了佛教圣地的自然景观。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英宗由燕京出发巡幸五台山。“六月丁卯，车驾至五台山，禁扈众宿卫，毋践民禾”。驻台期间，朝拜五顶。至南台时，只见“阴云晦翳，不睹光瑞”。万圣佑国寺住持慧印等众僧诵经祈祷。只见庆云现瑞，身光焕景。“文殊之像，依稀如前，在明镜之中”。便命慧印勒石刻记。又谕旨，“凡此山之僧，皆统于慧印”。“赐币万五千缗，文殊像一，束帛有加”。英宗至王子寺时，“有感，敕重修葺”。是年五台山复建了普门寺。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英宗“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五台山元碑记述此事：“三年夏，上遣宗室益不花太子奉御旨至五台，设华严会。赐公（慧印和尚）手诏，代上行香，加赐御酒东台，其为眷顾如此。”

康熙、乾隆：多民族帝国的精神锚点

康熙五巡五台山，每次路线都暗含政治意图：1698年的第三次巡幸，特意取道杀虎口，在五台山接见喀尔喀蒙古诸王；1702年的第四次，则带上了即将出征准噶尔的将领。乾隆帝在菩萨顶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题写碑文时，特意将满文置于顶端，这种空间布局成为清帝国多元统一的象征。在殊像寺文殊阁，乾隆命工匠将文殊坐骑青狮改为白象——前者是汉传佛教传统，后者源自藏传佛教，这种改造恰如他在《御制五台山碑文》中所言：“统合异同，俱归妙明。”

文人墨染清凉境

五台山的松涛云海中，飘荡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乡愁。从李白的狂歌到老舍的素笺，这座山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禅房，也是他们寄托家国情怀的纸上山河。

盛唐气象：诗仙佛影

李白在《赠僧行融》中写下“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据考，“史怀一”正是五台山僧人。杜甫则留下更明确的《夜听许十一诵诗》：“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将五台山学佛的许生比作“清净僧”。中唐诗人张籍的《送僧游五台》更显禅意：“师向五台去，修行知道行。雪中寻古刹，月下礼文殊。”敦煌遗书P.3871号《五台山圣境赞》中发现的王维佚诗：“西台险峻少人登，玛瑙池边看日升”的空灵意境与其《辋川集》一脉相承，印证了“诗佛”晚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悟。

苏轼：纸上朝圣的典范

虽未亲临，苏轼却留下十余首五台山诗作。元祐八年（1093年），他在定州任上所作的《送张天觉河东提刑》，以“五台想已遍清凉”想象友人行程。更为重要的是，其《十八大阿罗汉颂》中描述的“文殊师利，坐狮子座”，直接影响了后世五台山文殊造像的范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行书五台山偈》残卷，字迹遒劲中见空灵，堪称文学想象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

元好问：遗山先生的终极叩问

金正大四年（1227年），元好问登临五台山。他在《台山杂咏十六首》中留下“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的佳句。这位亲历朝代更迭的诗人，在五台山找到了精神归宿：“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其诗作直接影响了后世五台山文学的审美取向。

徐霞客：行者丈量天地

崇祯六年（1633年），徐霞客用双脚丈量五台山。在《游五台山日记》中，他精确记载了山形地貌：“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这位地理学家的观察，竟与今日卫星测绘的五台山盆地高度吻合。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注意到显通寺铜殿“日光射入，金碧交映”，这种对光线的敏感，恰似现代摄影家的取景。

五台山显通寺铜殿 王文君摄

顾炎武：实证考据中的遗民心事

清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在《五台山记》中考证“紫府山”名称由来时，引用《仙经》中“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实则借古讽今，暗指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危机。他发现的明代长城砖铭，记录了宣府镇士卒姓名籍贯，这些被录入《日知录》的细节，成为后世研究明代卫所制度的重要史料。在龙泉关考察时，他注意到戍卒仍在传唱嘉靖年间的抗倭军歌，这种文化韧性的发现，或许给这位反清志士带来了些许慰藉。

老舍：战火硝烟中的清凉菩提

1937年秋，老舍在五台山目睹的不仅是佛教盛景，更是八路军总部进驻后的新气象。他在《五台留痕》中描写的“僧人们早课诵经声与战士出操号令共鸣”的场景，实为历史转折的生动见证。1964年重访五台山时写下的“白塔依旧，山门外的供销社摆着暖水瓶”，这种新旧交融的笔触，恰似其晚年作品《正红旗下》的悠长余韵。在广济茅棚，他与能海法师的对话被记录在《老舍谈佛》手稿中：“法师说茶禅一味，我说新社会要的是咖啡精神”，这幽默背后，藏着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

高僧跏趺演法音

五台山的宗教史，是一部活态的佛教传播史，不同宗派在此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兼容并蓄的“五台山范式”。

昙鸾大师：净土宗风的早期萌芽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净土宗先驱昙鸾在佛光寺创立“念佛道场”。他改良的“五会念佛”仪轨，将梵呗与并州民谣结合，敦煌遗书S.2944号《五台山赞》中“南台窟里甚可畏，一万菩萨声念佛”的记载，正是这种本土化念佛方式的遗响。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特别提到，五台山念佛声“如海浪相逐”，深刻影响了日本净土真宗的修行方式。

不空三藏：密法弘传

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天宝年间奉诏在五台山建金阁寺。他带来的密教仪轨，使五台山佛事呈现“千灯夜燃，曼荼罗开”的盛景。其弟子含光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记载，五台山此时已有“金阁常住僧众万人”，俨然为佛教世界中心。

法照大师：净土茶禅的创始者

唐大历五年（770年），法照大师在佛光寺亲见“五会金桥”异象，创立五会念佛体系。他更将茶道融入佛事，在竹林寺开辟“茶禅院”。《全唐文》收录的《茶偈》：“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比诗僧皎然“三饮”之说早了半个世纪。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茶盏，其形制与佛光寺壁画中的茶具惊人相似，印证了五台山茶禅文化对长安宫廷的影响。

澄观国师：华严法主

唐贞元年间，澄观驻锡大华严寺（今显通寺），历时四年撰成《华严经疏》。这位被尊为“华严四祖”的高僧，将五台山与《华严经》的“清凉山”对应，奠定其作为文殊道场的经典依据。他的禅房遗址，至今仍在显通寺后院的古柏荫下。

延一法师：北宋佛教地理学的突破

宋嘉祐五年（1060年），延一编撰的《广清凉传》开创佛教圣地志新体例。他将五台山分为“自然之境”“神灵之境”“人文之境”三重空间，这种分类法比西方文化地理学早了九百年。书中记载的“那罗延窟”“太乙池”等圣迹，至今仍是朝圣者必访之地。更可贵的是，他用朱砂标注的《五台山灵迹图》，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中，山脉走向与今卫星地图误差不超过5%。

佛光寺文殊殿内金塑文殊 忻州日报资料

妙峰福登：明代佛教建筑的革命者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妙峰禅师主持铸造的显通寺铜殿，运用了失蜡法、分铸焊接等尖端工艺。他创造性地在铜殿顶部设置活动天窗，利用五台山特有的“清凉风”形成空气对流，使殿内长明灯千年不灭。这种将自然物理与宗教空间结合的智慧，在当代被应用到应县木塔的防风设计中。他开创的“三山朝圣”路线，将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的香道驿站相连，形成了最早的佛教旅游网络。

虚云和尚：禅灯续焰

1942年，103岁的虚云和尚行脚至五台山，在碧山寺讲《楞严经》。这位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的高僧，在五台山完成《法华经》注疏，其禅堂规矩影响至今。他留下的“空花佛事时时做，水月道场处处建”联语，成为当代五台山僧人的修行箴言。

能海法师：密法重光

1953年，能海法师驻锡清凉桥，建立五台山首座藏传佛教道场。这位曾在康定跑马山闭关的汉僧，将格鲁派教法带回文殊道场，使五台山再现汉藏交融的盛况。他翻译的《比丘戒本广颂》，至今仍是汉传佛教戒律研究的重要文献。

赵朴初：人间佛教的当代诠释者

20世纪80年代，五台山的晨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朝圣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这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僧人，亦非寻常香客，而是以佛教居士身份推动宗教政策落实的文化使者。1981年夏，赵朴初登上黛螺顶，在《五台山行》诗中写下：“清凉圣境开新面，文殊慧日照大千。”字里行间，既有对千年佛脉的敬畏，亦饱含对宗教复兴的期待。

在显通寺无梁殿前，赵朴初发现明代《大藏经》版片遭雨水侵蚀，当即协调成立修复委员会。他提出的“修旧如旧，科技助力”原则，开创了中国古籍保护的新范式。1984年，他主持佛光寺唐代塑像修复时，特别叮嘱：“宁留残缺美，不作妄添笔”，这种对历史本真的坚守，使东大殿的千年风韵得以存续。

赵朴初在五台山留下的不仅是保护实践，更有深层的佛学思考。他在塔院寺演讲时提出：“五台山的白塔，既要接引天上的云，也要扎根地上的土。”以此比喻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之道。1995年，他推动成立五台山研究会，亲自题写“挖掘文化底蕴，服务文明建设”的宗旨，将佛教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化复兴的宏大叙事。

这位精通书法的居士，在菩萨顶留下墨宝《五台山赞》：“三千里外清凉境，百二盘空智慧灯。”其书法筋骨中透着慈悲，恰似他对“人间佛教”的诠释——既有传统法度的庄严，又具与时俱进的圆融。他主持编撰的《五台山志》，首次将革命遗址与佛教圣地并列记载，南山寺内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旧址”碑文，便出自他的提议。

五台山的每一级石阶，都叠压着三个维度的中国：帝王的江山、文人的笔墨、僧人的禅杖。当显通寺的晨钟第七次响起，这座海拔3061米的圣山，依然在续写着中华文明最深邃的精神史诗——在这里，政治与宗教相互成全，艺术与信仰彼此滋养，历史与传说共生共长。那些散落在台怀镇的碑刻、塔影、经卷，终将在时光中沉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王文君)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