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继东

在后魏帝国前半段108年的历史中，今天雁门关外的大同市是京师和皇都。大同市西南方向相去150公里的雁门关及关下广武代州则是京畿。供应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的首脑机关（朝廷）之日常生活、国务活动的市场有京师市场、皇都市场，还有支撑上述两大市场的京畿市场。雁门关内外的广武代州市场就是后魏帝国的京畿市场，肩负着支撑京师市场、皇都市场的重大责任。史家吕思勉说，太武帝时代是强盛时代，强盛则是由大开放带来的，故而那时候平城的京师市场、皇都市场和雁门广武的京畿市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国际化。据《简明中国史》（张传玺主编）载，后魏帝国的商贸路径东通高丽诸国、朝鲜半岛、日本等国，西通丝路沿线诸国即今天的地中海沿岸诸国。

一、托起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的支撑点“硬”

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的始点，应该定在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延年间，这个时段是公元435年至440年间。在这个时间段，作为市场国际化的始点，其支撑点是很硬的。其硬的特征之一，内部团结稳定，民心思上乐业。特征之二，我国北方全部统一。硬的特征之三，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声望高，东、西方诸小国都有交好之望。太延初年（435年）距始光元年（424年）已11年；距道武帝拓跋珪开国初的登国元年（386年）已有49个年头，鲜卑拓跋氏经国治国长达半个世纪。后魏立国后，经过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爷孙三代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和苦心经营，已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发达且具有活力的国家了。特别是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灭了大夏和北凉西部两个藩国政权，东伐灭了北燕国，向北部出击打败了柔然劲敌，统一了北方，稳定了内部，发展了生产，具备了建立国际市场的经济基础和内外和平大环境。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厚实的经济实力是市场国际化的平台。

二、托起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的两只巨臂力量“大”

后魏帝国国内稳定团结，经济基础扎实，国家声望和地位提升，这三个支撑点强硬起来之后，那么后魏的市场与国际市场如何接轨，其途径和方法是什么呢？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的途径就是《北史·西域传》中所载的“开远夷、通绝域”。学习大汉帝国的榜样，“依汉氏故事，通西域”。

后魏的国际化市场，由“大开门、斟好酒、迎进来”；“走出去、拓绝远、引回来”两只巨臂托起。

巨臂一：大开门、斟好酒、迎进来。

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初，有西域9个国家派使者携着国书，驮着本国珍物、奇货，以朝贡的方式与后魏帝国交好。拓跋焘经过一番考量，决定“大开门、斟好酒、迎进来”。

在大开国门和构建国际市场的规划和动作上，他首先将宫城和京都分开，将平城西的大部分改建成宫城，宫城四角建城门、起城楼。宫城外拆迁官衙和府邸，填平壕堑，宫城南门外立宗庙、太庙等五庙。皇帝起居占用三个大殿，重要的是起居殿旁建起了大规模的仓库。在皇帝寝殿西部，建铠甲仪仗库房40余间，北部建丝绢布锦绫罗库房10余间。太子东宫位于皇帝起居殿东，也是开四门，四角起楼。但特别的是，东宫附近建有很大的太官，仓储米谷80余窖。仪仗武器库、皇家粮库、皇家丝帛绫锦库等，都是皇都市场的必备条件，是皇都市场内部活力的激活点。

京师市场建设规模更大、力度更强。市场的建设与10万余户从山东、长安和西部迁来京师人口的安置同时进行，在宫城南部改建、扩建和新建郭城，按规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京都平城南的郭城中，依次修建坊，坊中开巷。大一点的坊，可住四、五百户人家。小一点的坊，可居六、七十户人家。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古时候的“坊”，一是指古代城市中街巷的通称，如代县宇文城出土的《唐故皇甫公墓志铭并序》中有句“八月八日卧疾终于利仁坊私第也”。二是店铺，如茶坊、酒坊、书坊、面坊等。三是小手工作坊。（以上资料录自《南齐书·魏虏》）

巨臂二：走出去、拓绝远、引回来。

面对开放大势，太武帝拓跋焘顺势而为，首先举起了第一只手“大开门、斟好酒、迎进来”。转而他又伸出另一只托起后魏国际市场的巨臂：“走出去、拓绝远、引回来”。事实证明，第二只巨臂的伸出，其影响力超出了本身。其一，支撑了第一巨臂，整体效果为1+1>2。其二，坚定了那些想来来不了，想来不敢来之边远小国要来的信心。太武帝决定听从朝廷中相关部门的建议，高度赞许“九国不惮（畏难）遐隘（边远艰险），远贡方物”的开拓精神，他也振奋精神，与时俱进，“与其进，安可预抑后来”，争取主动，掌控市场规则制定。于是派出了第一批出使西域的使者，领队名叫王恩生和许刚，团队组成人员20余名。目的任务明确，回复来访九国，开展经贸交流。

之后，太武帝拓跋焘又派出了第二批外贸使团。第二批外贸使团的团长是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董琬、高明所率团的出使目的很明确：回访来访的九国，拜见九国国王及国内要人，结识所访国的巨贾大商，扩大外经贸流量。董琬、高明一行携带了很多财物，有彩色花纹的衣料丝织品，可以书写文字的白绢，做冠帽等其它高档配饰的丝织品。

董琬、高明还访问了另外七个国家，并将这七个国家的特使朝贡团引回大魏京都平城。

后魏帝国的历史进入拓跋焘太延年阶段，其国运隆盛，国际声望很高，西域的落后与中原的高度发达，形成了强大的对比，经济势能爆发转化成市场国际化的潮流。西方商人大批涌入京师，西方土特产成批量上市。“泼洛那”和“者舌”两国使团到达京师，高丽、鄯善两国的外贸使团也到达京都平城，进行了紧张而有序的朝贡和京都市场活动。后魏与江南的宋齐互派使团数批进行常规经贸活动。太延2年，太武帝拓跋焘“拓绝远”的国策持续推进，又派遣使者10余辈（批次）向东北进发，访问和赏赐以高丽为首的东夷诸国，进而组团遣使6个批次远赴西域。同月，高车国的经贸使团到京都，向皇帝表述“称臣致物”之心情，同时进行贸易活动。太延3年，东方的高丽、契丹诸国外经贸使团来京都觐见皇帝，朝贡方物；西方有粟特诸国派使团朝贡方物；西域有龟兹、悦般、焉者、车师、疏勒、乌孙、渴槃陁、鄯善、泼洛、者舌等11方国外经贸使团来京都平城履行“称臣致贡”的政务，并往京都市场投放大量本域土特产。

总之，“走出去、拓绝远、引回来”此臂一挥，其国际市场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一是点爆了“落后与先进”形成的高能量势能；二是彰显了强起来的后魏帝国在西方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导向力；三是突出了发达的后魏帝国对市场消费的引领和主导地位。

三、托起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的桥头堡“强”

太武帝拓跋焘在市场国际化初，又做了一件大事：让西域当地各个方国和地方政权，必须做好保驾护卫朝廷的工作，必须听从后魏王命，必须维护后魏帝国利益。

太延五年（439年）6月，太武帝拓跋焘率战神贺多罗、长弟乐平王拓跋丕等御驾亲征灭掉了北凉，掌控了北凉政权，并对沮渠牧犍原国家机器进行大清理、大洗牌。乐平王拓跋丕永久留在北凉，代表皇兄坐镇北凉大地。安顿好新的北凉地片政权机构，拓跋焘明确了新的第一要务，护送后魏帝国使团出沙漠，并为使团派遣好向导、翻译，迎接并保护来访的中亚、粟特诸国，保证使团、使者生命财产安全。丝路桥头堡建成了，拓跋焘才安心了，10月初起驾返京。经略西域的桥头堡（武威、张掖、敦煌）建成了。

事实上，当太武帝拓跋焘将市场国际化的双臂一举，建立强大桥头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出来。所以东、西两汉都在今新疆北庭地片上建立了丝路保护接待机构“都护校尉”、“戊己校尉”。灭北凉旧政权，在北凉地片上建后魏帝国的丝路桥头堡，也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手硬就是如前所述，在北凉地片（今甘肃走廊）建立后魏自己的权力机构；第二手硬则是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唯如此才能使桥头堡强起来。前者往西延伸，后者则是往东迁，对后魏帝国市场国际化，畅通国际物贸流通渠道，提升国际商品通量和流量有极大的助推作用。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土壤的培植，文明之花的培育，就是迁徙北凉民众进京城、进京畿。据《北史·太武帝纪》载：“九月景戍（沮渠）牧犍，与左右文武5000人面缚军门，帝（拓跋焘）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20余万”。“冬10月辛酉，车驾还宫，（迁）徙凉州人3万余家（户）于京师。留（置）乐平王（拓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

后魏帝国在北凉建立强大的丝路桥头堡，实施军政、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措施，是在充分了解当时、当地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太武帝本人于太延五年6月—10月，一直驻在姑藏，经过深思熟虑和细致观察，才做出了“一留一徙”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建设京都市场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桥头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