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旬高龄，肩挂新闻采访包，手端照相机、摄像机，裤带上拴着U盘，学上网、开博客，用QQ长篇短章不断头，老杨实在是一个奇人！”这是保德县原政协主席高定存对退休干部杨万续晚年生活的生动描述。
在大多数退休干部散散小步、晒晒太阳安享晚年生活时，杨万续老人却选择了实现自己的初心“我有一个写作梦”。这几年，他连续编印出版了《寨墕村志》、《晚晴录》、《闪光的岁月》、《夕阳映晖》、《秋晖夕照》等一本本反映家乡史志及离退休干部生活和事迹的文集。2016年8月，在他84岁高龄主编的又一部作品《爱民深情化甘泉》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位老人用自己的正能量行动告诉人们：“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梦想，大家一定要努力实现！”
1932年9月29日，杨万续出生于保德县东南边界的寨墕村，这里与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接壤，虽然是一个只有400多口人的小山村，却是保德县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少年时期，他十分崇拜晋西北解放区的战斗英雄，并以英雄为榜样，11岁便加入了儿童团，一边上学、一边帮助民兵站岗、放哨，还参加读报宣传，清扫路口、流动演出等活动，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小力量。在村里，他有幸遇到了人生第一位启蒙老师张天仁，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课本，没有教案，张老师便把《晋绥日报》连载的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中的内容自编成教材，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及写作方法深深地吸引了他。后来，经老师的指点，他写下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有感》的文章，斗胆投向《晋绥日报》社，万万没想到被时任主编看中了，还收编到《晋绥学生作文选》中，在晋绥各学校广为流传，恩师张天仁十分高兴，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勤学苦练，多读书，多写作，多观察，写出更多反映根据地歌颂劳动、歌颂英雄的好文章。
1950年1月，杨万续满怀对新中国的无限激情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县城一完小任辅导员，保德中学任红旗班主任，化树塔公社任书记，县文化局任局长，县广播局任局长。繁忙的工作，沉重的家务，让他放下了青少年时期的“写作梦”，却也在现实生活中用他的勤奋和人格魅力写下了大写的“人”字。
“子欲为事，先为人圣”。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个人品德远大于才干，人品比能力更为重要。杨万续一生中无论是当一名普通教师还是县局级干部，他都能以诚信为本，宽厚待人，进一分善意，积一分口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偏僻而贫困的保德县，陆续发配下放大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右派”及所谓“历史问题”人员。从大的方面来看，当时的保德县委书记张金驹等领导并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专政的对象，而是根据每个人学有所长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文革”动乱，文化部门是重灾区。1970年，杨万续奉命调任保德县文化局担任局长。当时文化局、文化馆合署办公，一套人马2个牌子，文化系统又是知识分子相对成堆的单位。杨万续上任后，面对“文革”动乱中图书馆丢失图书这一严重现象，他放手重用所谓“摘帽右派”余训言。余训言是安徽省歙县街口人，早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被保送至北京外贸学院，1957年那场“反右”风暴中被“劳动察看”一年，发放分配至保德县，先后在县文化馆、南河沟中学工作。余训言博学多才，按图书编目管理，分类上架，严格借阅制度，从而规范了阅览室借阅制度，保德县图书馆一时成了市民学习文化知识的一块“圣地”。余训言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凡是县里开大会的会标、横幅都由他写，久而久之，布置会场形成文化馆的一项政治任务。杨万续知人善用，豁达大度，喜欢喝一口小酒，同大家打成一片，圆满完成了县委交给的各项任务。比如举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展览，宣传后芦子沟等社队先进经验等等，受到当时县领导的表扬。当时文化局工作很活跃，有人戏称杨局长手下有三员大将：余（训言）胡（焕才）郜（富善）。
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是，在苦难中你对别人付出了善意，然后收到了感激。1978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余训言欲进京找有关部门要求“改正”，杨万续局长大力支持鼓励，并负责报销往返开支，北京外贸学院很快发出了“改正”文件，补发了毕业证书，确认其为1959年8月毕业。不仅如此，杨万续还亲自作余训言入党的介绍人，终于使其成为一名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种信任和友谊维持至晚年退休岁月，杨万续经常为余训言寄去保德的书籍资料，还一期不落地寄去保德文艺杂志《黄河风》，余训言远在安徽徽州师专也寄来黄山的茶叶及土特产，余训言晚年曾充满激情地说：“在保德，我得到了这种激励。我也诚信待人，尽自己的能力，勤奋工作，没有蹉跎了岁月，无怨无悔。”
1995年，杨万续从县广播局工作岗位彻底退了下来，一时闲得慌。他戏称自己“离休差两月，调资不在位，是一个低学历、没职称的宣传文化干部，”同时，他又是一个对各类棋牌、麻将等休闲娱乐没有兴趣的人，突然退下来也不知如何度过每一天。
当时，保德县老干部活动中心成立了一个“周易”研讨班，有老朋友鼓励让他进去学习，他便从关工委又进入了这个团体，写写豆腐块文章，参加一些巡回宣讲活动，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1999年，杨万续老人被推选为退休干部党支部副书记，看到老干部活动中心缺少文艺宣传和通讯报道项目内容，他便向离退休党支部建言：党中央吹响文化大繁荣号角，我们应积极响应，活跃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时任离休支部书记郝连生和陈良琨、退休支部书记高维新等同志大力支持，并让他牵头组建班子，于是一个“夕阳红”文艺队，一个老干部新闻中心就组建起来了。在他的带领下，一批热爱文艺宣传的老同志加入了队伍，十多年来，他们充分发挥老党员的优势作用，为讲好保德故事，唱响新风正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年演出30余场，发稿200余件，老年人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朝霞夕阳都是景”的奉献精神。
从儿童团员写下第一篇模范作文，杨万续老人的“写作梦”在退休生涯中再次被点燃。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中组部在全国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征文活动，他发动离退休干部积极参与，他自己也开始翻阅报刊杂志，深思主题，仔细谋划，抓什么题材，用什么形式，他发现大多数人写的是抗日战争、南下干部和抗美援朝的回忆性文章，唯独没有保卫延安及晋绥边区方面的文章，于是他捕捉身边的采访对象，描准“活烈士”代勇明。代勇明是保德县尧洼乡道座山人，曾参加过1948年保卫延安的战斗，身为连长率领战士在争夺白洛公路战斗中倒在血泊中，被部队误认为是烈士，当地政府在他家门口悬挂有“抗日军属”“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家属”三块大匾。代勇明在离休后仍发挥余热，被各地聘请宣讲战斗英雄的故事。很快杨万续写出了“保卫延安的‘活烈士’”发出去，在4000多件稿件中，经初评并报中组部老干部终审，荣获一等奖，他又一次圆了儿时的“写作梦”。事后他谦虚地说，“这次获奖不是我文章写得好，而是选准了主题，主人公的事迹生动，我将在有生之年更多地发挥自己有限的余热，在转型跨越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保德县本来是人才稀缺的地区，一不小心却因此成了“高人才”密集的地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上级给保德下派了一大批所谓有问题的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教育，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艰苦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锻炼自己的，其中国家计生委原主任张维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张维庆是陕西省临潼县人，196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区被分配至保德县商业局工作，他后又主动请缨到条件最艰苦的乡村工作，担任杨家湾小学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时任杨家湾公社党委书记的刘天柱爱惜人才，向时任保德县委书记刘忠文同志极力推荐，后来张维庆一步一步从乡团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书记，直至保德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保德工作的10年岁月里，张维庆收获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和锻炼”，可以说保德是他成长的“第二故乡”。
面对新时代越来越深入的反腐风暴，亟需进行正面典型的宣传教育工作，张维庆同志勤政爱民、两袖清风的工作作风让杨万续老人难以忘怀，“每日里，犹如过电影般地闪现在他的眼前。”此时，84岁高龄的杨万续萌发了想写张维庆在保德艰苦奋斗的往事。他要克服一切困难，在他有生之年写成文章留给后人。他不光自己写回忆文章，而且还发动远在外地曾与张维庆同志工作过的同志也来写写他们心目中的县委书记。
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来说，看似简单的出书工作何其艰难。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小儿子杨保钧看在眼里，特意孝敬液晶显示电脑一台，鼓励父亲用电脑写作，杨万续老人愉快地接受要求，初步学会了用电脑写字发送邮件。正当写作成书的过程中又一个不幸向老人砸来。与他相伴70年的妻子好好地看电视，突然有一天背痛气短，送医院抢救无效。这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心里想，假如有一天我也突然倒下，出书宣传老书记身上正能量的想法就将会成为空想。他化悲痛为力量，趁孩子们忙办丧事，他也插不上手的间隙，开始加快了成书的进度，于是一本名为《爱民深情化甘泉》的书稿终于由山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单独成篇共有26篇，其中杨万续老人写作12篇，作者们以饱含深情地笔触共同回忆了艰苦岁月中的张维庆，点赞代表了保德人民的共同心愿。
从一个儿童团员成长为一名县局级干部，杨万续一直都在不停地努力，不停地丰富自己。晚年的他更是以只争朝夕的作风，不忘初心，努力实现自己儿时的“写作梦”，让人敬重，让人学习。人生路上有风有雨，钱、权皆如过眼烟云，大浪淘沙，只有人品与善事才是最靠得住的。杨万续的人生就是一个最好证明。
（责任编辑：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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