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迎来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教授为同学们做了“历史民俗学专题”第二讲“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中国民俗学”讲座。讲座由萧放教授主持，民俗学专业硕博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陶立璠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获得了学科身份认同，构建起独立的学科地位，在改革开放语境下回顾和展望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是十分必要的。他结合自身经历，从五个方面深入浅出地梳理了改革开放后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并且对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主张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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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

陶立璠教授认为，历经文革劫难，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里程碑事件是1978年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组织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研讨会”，也就是后来学术史上经常提到的“兰州会议”。它将文革后溃不成军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队伍重新组建起来，形成全国范围内首次各族民间文艺教学和工作者的大聚会，为民俗学的恢复和发展做了组织和动员。

八十年代民间文学课程和教材得以恢复和建设起来，学科发展进入黄金期。钟敬文先生在参会后组织民间文艺学者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7月第1版），张紫晨的《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乌丙安的《民间文学概论》、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朱宜初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陶立璠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也相继出版。

同一时期，民俗学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1978年秋，钟敬文教授起草《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邀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人联名上书社科院，呼吁重建民俗学工作，建立全国性研究机构。“七教授”的呼吁得到响应，民俗学逐渐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设立了民俗学部；辽宁省民俗学会等地方组织机构得以成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采风》小报等地方报刊创设起来；大学中相继开设了民俗学相关课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社等学生组织也成立起来……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宣告成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民俗学确立了学科地位，获得了学科认同。

02民俗学人才的养成

关于民俗学人才的培养，陶立璠教授认为，中国民俗学逐渐从“绝学”发展为一门“显学”，但是作为学科的学术梯队仍在形成，培养新生力量仍然是中国民俗学迫在眉睫的任务。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同年的八月份，决定与新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民俗学、民间文学讲习班。补习班由费孝通、林耀华、钟敬文、杨堃、容肇祖、白寿彝、张紫晨、刘魁立、柯扬等知名学者授课，为期一个月，招生150余人，与之后在门头沟举行的第二期民俗学讲习班分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在培育民俗学新生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人才的培养只有通过正规教育渠道才能获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许多文科高等院校开设了民俗学必修和选修课程。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获得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很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也会选择民俗事象作为论文选题，逐渐成长为民俗学专业人才。至今，中国民俗学队伍逐渐壮大，中青年学者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民俗学人才培养逐渐走上正轨。

03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民俗学理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

陶立璠教授非常注意学习钟敬文先生的著述，他讲道，钟敬文先生1983年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作的题为《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长篇讲话，回忆了民俗学八十年发展历史，对民俗学的立场问题、古代学与现代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等相关重点问题作了思考与回应，是新时期的战略性文章。他以后写作的系列论文，也在继续阐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钟老的影响下，八十年代相继出版了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和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1987年再版时改为《民俗学》）三部教材，它们在普及民俗学知识与理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98年，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出版，成为高校民俗学教学用书。而作为钟敬文民俗学理论宝库代表作应该是1999年发表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

陶立璠教授总结道，在钟敬文民俗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民俗学界全体同仁的勤奋努力，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

1.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有20多种。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其中关于民俗学的“民”的讨论，一直在延续着；关于民俗的分类、特征，方法论等，也是民俗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此外还有“实践民俗学”、“家乡民俗学”，表演理论等概念被提出讨论，只是这些讨论还不够深入，或没有实践成为优秀成果。

2. 专题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是近几年来收获最多的领域。它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又有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对理论与实践的关注。但是一些硕博论文选题过于庞杂分散，最好可以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目标引导下，做更为严谨系统的研究。

3. 形成了比较坚实的民俗资料学基础。陶教授讲到，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理念中十分倡导民俗资料学，他主持汇编了少数民族资料和神话资料。此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国民俗大系》都是重要的资料学成果。

4. 民俗志的编写提上日程。

5. 风俗史、民俗史、学科史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中国民俗学者不仅关注历史研究，爬梳风俗史、民俗学史、断代史，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开始注重将民俗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与社会活动中。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是重要的契机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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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学对话

改革开放40年，随着国门的打开，民俗学的学术交流逐步展开。陶立璠教授认为，中外学术交流，是中国民俗学的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就与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有着不解之缘。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理论，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其中如流传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的著作和不少民俗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使中国民俗学人打开眼界，开始注意自己身边的生活（民俗事象）。

陶立璠教授讲道，中国民俗学不仅注意翻译和介绍国外经典理论著作，而且在中芬广西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中日学者联合考察等为代表的联合调查活动中也在不断地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合作。目前，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学的对话与交流已成为常态，“请进来”与“走出去”都受到很大的重视。陶教授以“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在国内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为例进行了具体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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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钟敬文时代与中国民俗学派

陶教授指出，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发表已经20周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民俗学进入后钟敬文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构建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梯队，承担起中国民俗学派赋予的重任。

他总结了当前继续建设“中国民俗学学派”要把握的几个要点。

第一，应增强民俗学自信，树立独立学科意识。

第二，要确定研究领域与研究目标。“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应是中国民俗学派广阔的研究平台，“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特色之一。

第三，要创立民俗资料学，包括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民俗资料，完善地域民族志，加强方志民俗研究，加强图像民族志，民俗资料数据库的建设。

第四，要书写中国民俗学学科史。包括古代史、现代史、著名民俗学者评传、民俗事象传承人口述史等。

第五，注重师承关系的培养和学术梯队的建设，注重钟门弟子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第六，要规划中国民俗学派建设方案并加以实施。

讲座的最后，陶立璠教授深情总结并呼吁，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由绝学变为显学，有了独立学科的地位，聚集了众多有志于民俗学研究的精英，和世界民俗学学科的发展相比，取得的成绩亦毫不逊色，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进取，一定可以实现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愿。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教授总结了此次讲座。他总结道，陶立璠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来为我们讲授本次内容，真实而富有情感，弥足珍贵。老一辈民俗学者基于对民俗学科的热情，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责任，付出终身，砥砺前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座的同学应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为学科的建设发展争光助力。

讲座在老师们的深情寄语中落下了帷幕。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