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关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绵亘，沟壑纵横，风大沙多，十年九旱。在那漫长的封建年代，广大贫困山区的人民，辛苦一年到头，得不到温饱。遇上天旱雨涝之年，逃荒流浪口外者，不计其数，据史料仅有的记载：“从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四百余年间，偏关境内发生过的旱涝灾害达十几次。如：“嘉靖元年（1522年），偏关大旱，八月不雨，地干丈余，饿殍盈野；十一年（1532年），偏关大饥，死者枕藉；三十九年（1560年），偏关大饥，草木皆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山西诸卫旱；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大饥，斗米银八钱，死者山积，人相食；清顺治八年（1651年）大饥，偏关民妇范氏，诱杀人而食之；康熙十九年（1680年），偏关大饥，民掘白泥而咽之；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偏关大水，城内水深二丈，银一两值八百文，斗米三百争；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饥，民多死亡；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饥，斗米大钱千六百文。”新编《偏关县志》载：“民国九年（1920年）旱灾，粮价上涨；民国十七年（1928年），偏关县遭灾，不少人饿死。”以上这些大旱灾年，民众为了活命，将树皮剥光，草皮刨尽，出现了“人相食，死者枕藉，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不少村庄人口流离失所，乞讨逃荒者比比皆是。

旧社会里，老百姓靠天吃饭，无法抵御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面对山区久旱无雨的局面，老百姓只能借助“神天老龙王”的庇护，祈求降雨，施惠万民。为此从明清以来，偏关民间大修龙王庙，塑像供神，上香叩拜，唱旱戏，拜旱香，抬龙王神像出马祈雨。那时全县近200个村庄，村村建有大小不等的龙王庙。每遇“干旱不雨，禾苗枯萎”的季节，就在龙王庙前的古戏台许愿唱旱戏。旧时有“白龙殿一过会就下雨”的说法，城周围的村民就到白龙殿祷告祈雨。

偏关乡民于白龙殿祈雨时，由会首组织人马上庙抽签卜定三至四人为“水善愚”。“水善愚”就带几个随从，怀揣几斤红枣和一个水瓶，大伏天到芦芽山佛祖前跪香拜水，口中念念有词：“上上三炷香，敬上一份表，跪拜神龙王，听我诉衷肠。可怜旱民受苦难，身负重刑赎祸殃。善愚我犯天条啊！才遭这旱天长。我求天神爷啊，开恩把雨降。”其间，饿了吃几颗红枣，渴了喝一杯清水，一直跪拜到水瓶里有了水，才算祈下了雨。“水善愚”和随从立即下山，昼夜兼程返回白龙殿，将水瓶供在佛前，再次敬香祈祷，然后选定吉日，组织几十人的祈雨队伍抬着“龙王”，扛着黄罗伞，手持金瓜、斧、朝天凳、大刀、长矛等木制器具，敲锣打鼓，吹奏乐曲，游行示威，到附近村庄周游祈雨。出马祈雨时，共要六至八人做“善愚”。每个“善愚”要赤身露体，头戴柳圈，光着脚丫，戴着用三口铡草刀制成的旧时为犯人用的榆木大枷，甚至在臂膀上用香火烫出二十四个疤痕，上面再刺入十二把利刃小刀，走村串乡出马游水。各村推举擅长言辞的二到三人为“叫雨人”，每到一村就以隆重的仪式接水。两村的叫“雨人”各占一边，以一唱一和的形式，呼老天普降甘霖救万民。如甲唱：“南山有个帽帽云，看的看的往上阴。”乙和：“雨儿下得麻淋淋。”接水完毕，各村用豆汤捞饭招待来者。在出马游水期间只有下了雨，“水善愚”才能将水瓶送回芦芽山青龙池就此了事。祈雨时，“善愚队”出马最苦最惨，他们在庙上拜香取水时已被弄得筋疲力尽，以后还得长途行走，实在难以支撑，每人就得拄上一根“负重棍”在山路上行走，最后被折腾得半死不活。

有的村庄在龙王庙唱戏，祈求龙王爷下雨。祈雨时要“领牲”，将公羊拉到神案前，将水洒在羊身上，羊抖而水落地上，意味着龙王收入礼物，不日有雨。否则，就是不受礼，继续干旱下去，如果这样，就得照前面方法祈雨。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有一位姓任的偏关县令带领百姓不辞劳苦祈雨，喜降甘霖，百姓欢呼。此公后又施俸银修白龙殿庙，百姓赞叹，一致敬称“任县尊”，后在白龙殿庙儒教殿内立碑位供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到下雨是一种自然现象，非龙王所左右，故祈雨现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