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朝末年至元初的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中州集》等作品传世。

人们知道元好问，大都因为他的一句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词句来自其代表作《摸鱼儿·雁丘词》，讲述大雁殉情而死的故事，塑造了大雁忠于爱情、生死相许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

忻州是元好问的家乡，人们往往把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与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增加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对乡贤人物的纪念、研究和传承。本期开始，本报开设“乡贤元好问”专栏，陆续刊登关于元好问的文章，带领读者一起走进元好问的精神世界，回顾其生平，感受其诗文、著作闪烁的灿烂光辉，从优秀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实力量，以推动忻州文化旅游建设。

诗人元遗山之墓，碑阴记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遗山先生文章行业，海内所共知。士大夫不敢以金国百年论之者，盖以文派有所归也。彧与初尝辱先生教诲，又尝闻先生之言：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这是先生晚年殷切的嘱托，属于其一生为人价值取向的自我定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盖棺定论”。令人生疑的是，遗山“四十举儿子”，立碑事理当托付其子，为何要让学生承担？关于这个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史料，便可略知一二。

遗山为其师赵秉文所撰墓铭时说：“道之传，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则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欧阳公，身为大儒，系道之废兴，亦有皇甫、张、曾、苏诸人辅翼之。”其临终诗《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云：“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东曹掾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这里所说的“文统”，即指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文派，遗山即以继承金代文派的代表人物赵秉文而自许，期待后起之秀延续弘扬。他曾对学生王恽说：“千金之贵，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时之权，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铦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太山；其轻也，可使太山散而为微尘。其柄用有如此者。况老成渐远，斯文将在后来，汝等其勖毋替。”从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中，可知遗山对传道继承历史使命的重视。姜彧、魏初在碑文中将“文派有所归”与托付学生立碑联系起来，显然与“斯文将在后来，汝等其勖毋替”的教诲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先生在这里亮出一道舍此取彼的人生价值选择题。碑志，即刻在碑上颂扬死者生平功德的纪念文字。儒家提倡“三不朽”，将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前。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引领了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操之墓’，此其志也。”司马迁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其不同：“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文化是民族延续之根，在蒙古入主中原，中华传统文化濒临中断之际，文坛领袖元好问为存文保种奔走呼号，临终仍念念不忘，重托后辈以此为使命，这应是他给学生亮出人生道路选择题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疑问是，墓碑为什么要署“遗山”而不署“好问”？古人的名字多由父母长辈所取，先生肯定意欲归葬祖茔，碑署“好问”符合认祖归宗之意，而号是自取，属于“别立一号，以自标榜”的产物。今定襄神山因孤峰突兀，似所遗而成，故又名“遗山”，先生早年读书于此，因以自号。从其自称“遗山山人”“遗山居士”“遗山真隐”“遗山道人”来看，遗山取号寓有遗世独立之意，以此区别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俗红尘。这种远离功名利禄的人生取向，似与父母寄予的望子成龙光宗耀祖不太符合。但根据先生为王庭筠所撰《王黄华墓碑》、为赵秉文所撰《闲闲公墓铭》中只称自号重在表德而不标榜官职的笔法，以及其父元德明“居东山佛田精舍首尾十五年，‘东岩’其自号也”“放浪山水间，未尝一日不饮酒赋诗”之行迹，称“遗山”的用意，当与诗人爱好事业的兴趣有关。兄长元好古对“传家诗学在诸郎，刨腹留书死敢忘”一句自注“先人临终有刨腹留书之语”，从这个角度看，署作“遗山”亦是符合先人愿望的。

先生一生以此为业：“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即使在朝不保夕的汴京围城中，亦“未尝一日不言诗”。其成就辉煌足以光宗耀祖，“诗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两朝文笔谁争长，一代诗人独数君”。从耶律楚材“元氏从来多慷慨，并门自古出英雄”看，碑署“元”氏不仅表明是鲜卑族拓跋氏后裔，而且暗示其诗慷慨悲壮的文化基因，以及夹杂的“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到祖宗故地寻根的文化自信。

先生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也有过非常重要的抉择，这就是野史亭所承载的“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他对辽朝建国近二百年，“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年”非常痛心，故以编撰金史为己任，全身心投入：“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但他也纠结于君辱臣死的政治伦理，屡屡忏悔感慨：“青山不能隐，俯首入羁鞅。巢倾卵随覆，身在颜亦强。空悲龙髯绝，永负鱼腹葬。”所以把自己和苏轼比较，“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为求志而舍守节，遂致“六年河朔州 ，动辄得谤讪”，这也许是为什么署毫无争议的“诗人”而不署更能表其德的“野史亭主元遗山之墓”的原因。（狄宝心）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