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州的建置最早出现于元代，是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单位之一，以直隶于布政司而得名，与一般隶属于府的州不同。据清光绪年间《忻州直隶州志》载：“（忻州）元初，改九原府……不久复为忻州……明延用……国朝（清朝）延用，属太原府。雍正二年，经诺抚军题请，升为直隶州，辖定襄、静乐二县，隶雁平道。”

清朝建立初期，沿袭明代的行政区划建制，实行行省制和督抚制，地方行政机构为省、道、府、州、县多层构架。清政府把全国划为25个省，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巡抚，从二品品秩。巡抚下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管民政财政，从二品，按察使管司法，正三品。省下设道，最高行政长官称“道台”或“道员”，正四品。康熙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军事部署的需要，道的行政职能逐渐被强化，到清中后期，道台还有密折封奏的权利。道下辖府和直隶州，府的最高长官是知府，又称“太守”，从四品官阶。府下辖散州和县，州分直隶州和散州两种，直隶州归道管辖，最高长官为知州，正五品，散州隶属于府，知州从五品，直隶州比散州行政级别高，管辖面积大。县是最低的行政机构，知县的官阶是正七品。

清代山西省划为4个道，从北向南依次为绥远道、雁平道、冀宁道、河东道。雁平道驻代州，辖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冀宁道驻太原，辖泽州府、汾州府、太原府、潞安府，其中，太原府下辖5州20县，包括忻州、定襄、静乐。

清朝建立后北部边境逐渐稳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长期处于战乱的忻州地区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雍正年间，州境东西广135里，南北袤100里，有4乡47都76个村庄，土地8846顷，常平仓6座，赋税白银46000余两，人口从顺治年间的27230人增加到雍正年间的124690人。教育方面，有官办儒学1座、射圃1处，还有学田40余亩，“所入籽粒，除办课，为诸生岁考试卷之费”。在军备方面，清代以前忻州无营制，顺治十三年（1656年），“将盘道梁官兵移驻忻州城，设马兵40名，步兵60名，守兵300名，马48匹，属利民路管辖”。作为“晋北孔道”的忻州，当时驿传也很发达，九原驿有40多匹马，21名马夫，另外还有铺递14处，每铺都有多名铺兵。忻州“地当冲要，差事繁多。南至阳曲县成晋驿，北至崞县原平驿，前差未返，后差继至，络绎不绝”。

康熙年间，清廷针对府辖州县过多的弊端，有选择地增设了直隶州。通过缩减府的管理范围，扩大直隶州的行政职能，促进地方分辖管理。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把冀宁道太原府所辖的平定、代州、保德、忻州4个州划出，升置为直隶州，同时还把盂县、寿阳、静乐、乐平、定襄、五台、崞县、繁峙、河曲、兴县从太原府划出，分属上述4个直隶州。忻州从太原府管辖的散州升为直隶州后，划归雁平道管辖，领定襄、静乐二县。当时定襄有编户25里，赋税白银17000余两，设常平仓10座，境域东西广90里，南北袤50里。静乐县有编户30里，赋税白银16000余两，设常平仓8座，境域东西广120里，南北袤250里。升为直隶后，“忻州营归东路参将管辖”，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配置威远炮187门，生铁炮、三眼炮数百门，在关城、金山铺等地设置军备墩铺14处，在通往盂县、静乐等要道驻兵数名。

忻州在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位随之进一步显现，官员的品秩、职能以及署衙、城门的规制都比过去提升了一级。山西巡抚诺敏以“文盛之区，忻居其一”为由，增加了忻州儒学生员名额，将原来每年招考15名改为每年招考两次，每次录取10名。至此，忻州全境东西广345里，南北袤110里，“南有赤塘关、石岭关之阻，北有忻口、云内之隘。定襄、静乐分峙东西，宁武、雁门环山拱后”，实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