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1日是忻县（今忻府区）胜利解放72周年，那么72年前，忻县是如何回到人民手中的？它的解放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在这片光荣而又伟大的红色土地上，就有理由去追寻问题的答案，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好奇和现实的需要，更是一份历史的自信、时代的自觉、厚重的责任。

晋中战役的发起

1948年夏，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丧失民心，节节败退，全国解放胜利在即。其时，阎锡山仍然盘踞着以太原为中心、南至灵石和孝义、北至忻县和阳曲的大片晋中地区。为了把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攻占太原，解放全山西，中央军委决定扫清太原外围之敌，发起晋中战役。

由原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编成的我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等组成的前委统一指挥下，于1948年5月17日攻克临汾后，稍事休整便奉命挥师北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晋中战役。这次战役分为南北两线，南线部队由徐向前司令员亲自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八纵队、十三纵队、十五纵队、晋绥军区七纵队及炮兵部队等组成，作为主要作战力量，他们由南往北，主攻消灭盘踞太原南线的阎军赵承绶野战兵团；北线部队由晋绥六分区所属的三个团、联防司令部领导指挥的陕北绥德分区两个团以及晋绥军区的两个团组成，先后由孙超群、张达志任司令员，奉命率部由北向南消灭驻守忻县的阎军暂编三十九师和伪忻县第三专署保安团、警备队等约万余人。

横扫忻县外围之敌

北线主力兵团组建后，根据晋中战役北线指挥部作战方案，由忻县当地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继续包围、监视忻县守敌，主力部队向黄寨一线南进，以配合南线主力兵团的攻势，切断忻县与太原的交通，陷太原和忻县守敌于孤立无援之境地。在此之前，我晋绥军区第六分区地方武装三个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二十二团）在孙超群司令员的指挥下，于1948年6月下旬成功组织了麻会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忻县城以南的外围守敌。

战役发生在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晋绥军区第六分区所属三个团在孙超群司令员的指挥下，直插忻县西南方向山区阳曲县岔上的东北大山，悄悄集结隐蔽了三天。在开始隐蔽的头一天，侦察连就派人下山到牧马河南岸的麻会侦察敌情和地形，弄清麻会仅驻守阎军一个营的兵力后，部队便下山经庄磨镇顺牧马河直奔麻会，在夜幕中将敌人团团包围。次日拂晓，我军出其不意发起猛烈进攻，上午十时全歼守敌。这时，忻县城内的敌人开始一阵又一阵地炮击我军指挥所高地，从城里跑出的一股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也向我指挥所高地发起了连续进攻，但均被击退，而另一小股从忻县城出来的敌人则沿着公路向麻会我军阵地扑来。在麻会现场指挥的孙超群司令员灵机一动，当机立断，把所有的乘马、驮马集中起来，组成一支小型骑兵队向来敌猛扑。敌人看到马群飞奔而来，以为遇上了解放军的骑兵队，便四散溃逃，在逃跑中他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只有极少数逃回了忻县城。麻会一战，基本扫清了忻县城外围守敌，切断了敌人通往太原的交通要道，也免除了我军南进以后的后顾之忧。

黎明前的最后一战

麻会战役后，孙超群司令员奉命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张达志接任司令员后，按既定作战方案率领主力部队挥戈南进，直抵黄寨一线的青龙镇、故县等地，向敌人据点、碉堡群发起进攻，由北向南逐步推进。与此同时，徐向前、周士第率领的南线主力兵团也于1948年7月16日突入榆次、太谷之间的小常村，全歼阎军赵承绶集团两个整军和第十总队。

就在晋中战役南北两线节节胜利、太原岌岌可危之际，阎锡山急电驻守忻县的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及保安团，要求他们炸毁城内发电厂，并抓上一大批青壮年于7月20日晚撤出忻县城，沿忻太公路经石岭关逃回太原。刘鹏翔接到阎锡山的命令后，下令将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100余人全部杀害。7月20日凌晨，敌三十九师、保安十六团以及民卫军、复仇队等地方军、杂牌军约8000余人奉命撤退。阎第三专员公署、忻县县政府、同志会、国民党县党部及定襄、崞县、五台、静乐等县流亡在忻的党政军人员也随军南逃，不少教员、学生和民众也被胁迫同行。

敌人南逃的情报事先已被我晋绥军区获悉，为保证能够坚决彻底地消灭从忻县撤往太原的敌人，1948年7月19日，晋中战役北线指挥部做出了以豆罗地区为战场的决策，调遣7个团，冒雨连夜急行军130里，于20日拂晓前先敌人一步到达预定地点。指挥部设于苏村，由张达志司令员坐镇总指挥，张新华副司令员随部队火线指挥。大约在上午9时，当敌人全部进入我军埋伏圈后，张达志立即命令部队按预定方案迅速进入攻击位置，陷敌于天罗地网之中。敌人四面受阻，八方挨打，乱作一团。我军从四面八方将敌人压向大小豆罗，敌师长刘鹏翔带领残余步兵和炮兵占领了小豆罗村，凭借围墙构筑工事，顽抗固守。我军向敌人发起数次强攻未能攻克，为避免太大伤亡遂放弃强攻，决定把敌人引出野外歼灭。

1948年7月21日，敌人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组织几次突围均未得逞。晚上8时许，敌师长刘鹏翔率领一、二团残部和师部所属特务连、“敌后工作队”从小豆罗西口冲出，沿着铁路向平社方向逃去，三团残部从小豆罗村东冲出，爬上了小五台山，然后向黄寨逃去。我军乘胜追击，毙敌无数，刘鹏翔率少数残兵败将逃回太原。豆罗截击战一结束，石岭关保安十六团的守敌亦连夜仓皇南逃。从此，忻县全境获得解放。

接管忻县城

1948年7月20日凌晨，忻县守敌阎军暂编三十九师仓皇弃城南逃后，我县委、县政府、路东工委、忻崞支队、城郊武工团、骑兵连等相继进驻忻县城，组建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城防司令部、市政府，对整个县城实行了军管，占领了城内一切军事要害部门，并派重兵把守城内所有弹药武器库，对城墙上的制高点设立对空监哨，在城门和县级机关大门设立岗哨，清查残敌，消除隐患，保卫新政权及城市人民的安全。

1948年8月15日，晋中区党委、晋中行署成立，忻县划归晋中一地委一专署领导。忻县解放后，在中共忻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了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党的政策和形势、太原战役支前、摧毁阎伪特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活动，对阎锡山军、政、警、特、党团员等1000余人进行了登记；收兑国民政府金圆券、银圆券，稳定物价；整顿学校和工商业，促进复学复课、复工复业；进行土地改革，推进禁止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工作。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当时支援太原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更为忻县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启示

一、党的正确领导是忻县重获新生的根本前提。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开启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序幕，为忻县解放赢得了曙光；中央军委立足华北战局实际，组织发动了以解放太原为目的的晋中战役，为忻县解放赢得了先机；徐向前、孙超群、张达志等党的高级指挥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英明指挥、果断决策，为忻县解放创造了制胜之基；兵团紧密联动、部队密切协作、指战员英勇奋战，为忻县解放提供了不竭源泉。

二、人民群众是忻县重获新生的根本动力。忻县人民历来重情重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追求进步，渴望和平、热爱家乡。近代以来，苦难的忻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面对敌人烧杀淫掠的暴行，他们不惧生死、前仆后继，进行了一次次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灾难和困苦不仅压不垮忻县人民，反而使他们越挫越勇，更大力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地激发了他们舍家为国、奋勇抗争、追求和平、热爱家乡的动力。无论是解放前的根据地建设和历次战役，还是解放后的接管建政、太原战役支前，忻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做到了顾大局、识大体，抱团抗争，一致对敌，自觉主动站岗放哨，掩护干部、照顾伤兵，不计得失、不顾生死地给部队送粮、送草、送饭、护伤员，给党和政府以及军队以极大支持，对最终歼灭敌人、解放忻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强有力的地方武装是忻县重获新生的根本保证。忻县在抗战初期就已建立了党领导下强有力的地方武装，他们在无数次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保护我抗日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可或缺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的坚实支撑。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密集有效地开展，敌后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扩大。忻县除县城被敌人占据外，其余村镇都是我军的革命根据地，不仅群众基础深厚，而且活跃着许多游击队、武工队和大量民兵组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来无影去无踪，声东击西，灵活作战，镇压地主反革命，持续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令敌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最终，敌人占领的有效空间逐步缩小，处在了我正规兵团、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团团包围之中，虽困兽犹斗，失败已是不可避免之大势。

我们今天之所以深切回顾忻县解放这段历史，是为了弘扬革命传统，继承先辈遗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构建市委“336”转型发展空间布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奋斗，勇往直前，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奋力书写忻府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