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块匾，很神秘，在头道街刘姓老宅，匾文“锡介”两字。锡介一词出自《诗经·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乃赐宝之意。单看匾文，也没啥。但是此宅照壁上的四个字“北阙恩光”却很不一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北阙”的意思，北阙指什么呢？指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也为宫禁或朝廷的别称。恩光，顾名思义，就是恩宠的光辉。“赐宝”“皇帝恩宠”“刘姓”这三条信息放在一起，就有点意思了，由不得让人浮想联翩。《偏关志》记载：“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武宗西幸至关，从南门入，驻跸于太监府。”马未都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也讲：武宗皇帝西巡，在偏头关停留，曾宠幸过一名刘姓女子，后人称刘娘娘。资深文化传媒人士杨平女士在其所著《仰望三关》一书中也说，武宗皇帝“在偏关坠入爱河”。这个刘娘娘是哪里人？史无明载，只说她是太原晋王府里一个乐工的妻子，是武宗皇帝西巡时，手下的人为皇帝物色好并随行带着的一名歌舞伎女。在偏关的那天晚上，武宗皇帝在看歌舞时看上了她。从此，武宗皇帝就离不开这个刘姬了，不论去哪里都带着她，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们不敢说题有“锡介”和“北阙恩光”的刘姓老宅与武宗皇帝西巡这档子事铁定有关，但起码有了向这方面探寻的可能。
在搜集牌匾的过程中，我们还无意间淘到三副楹联。一副写的是“ 品节祥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在南寺街。鲁迅先生在《祝福》里提到的“四叔的书房，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说的就是这副楹联。说起这家宅院，也是保护得非常完好，不仅规模大，而且屋脊上的雕花都少有破损，屋顶稍有雨水冲下圪缝缝，勤俭的主人就赶紧用白灰糊住，不能不为主人的行为点赞叫好。另外两副楹联，一副就在前文提到的“世德堂”。“世德堂”牌匾下方，有一副楹联“德积百年感祖宗深培元气，书遵三代愿儿孙勤惜光阴”。其余一副则在“文德堂”匾额下方，联曰“孝悌通神明务滋根本，言行动天地慎尔枢机”。楹联之所以为楹联，就是因为它是刻出来挂在楹（堂屋前的柱子）上的对联，而对联只是写出来贴上去的对仗语句。这三副楹联，虽然偶然得之，但颇觉珍贵，也就一并收录在内。
虽然说，这次搜集考释，给偏关文史资料添了砖加了瓦，但也有遗憾。
一是因为年隔久远，有些匾文完全无存，比如南关“安远门”附近的一块匾，匾还挂在门上，只是字迹全无，只留下一块风雨剥蚀的平面，用同行的话说，就是“甚摸捞”也没了。还有一些匾，字迹不全，有的只留匾文，而没了上下款；有的只有上款没有下款；有的只有下款没有上款；有的则是上下款中某些字斑驳不全。这给考释带来了很大困难。
二是因为人为破坏，致使匾文残缺不全。比如马道村有块匾，将原先匾文磨掉，代之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还有一些匾，锤錾斧凿，比如方家坡的“翕和”和东栅口街的“陋巷堪居”等，字迹缺胳膊少腿，非常可惜。
三是因为资料的不全和知识储备的不足，使得有些考证无法确定。比如西沟贾家，在清代是名门望族。其后人贾牛老人也说，祖上有匾，上书“文魁”，是山西巡抚赐给先人贾汉鼎的。这和龙华街张姓人家珍藏的匾很相似，我们甚至怀疑，当时是否“山西省”统一给各地的举子们做过一次牌匾？可惜的是，贾家的牌匾现在找不见了，无从考证。不过据《偏关县志》主编牛儒仁老师讲，当年，他真的在贾家见过两块匾，除了贾汉鼎，似乎还有一位。《偏关县志》也记载，贾汉鼎为康熙十年举人。还有一位嘉庆年间的举人，叫贾敭。因为民国版的《偏关志》对此没有记载，加之西沟当时属于河曲县治，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借来《河曲县志》查阅，河曲县志倒是记有一位贾汉鼎，不过人家记载的是康熙四十一年举人，时间不吻合。而且要命的是，《河曲县志》记载西沟彼时属于河曲丰豫都，而贾汉鼎则是中兴都人，这就使得西沟贾家的考释坠入云雾之中。
四是因为宅院几经易主，且年代久远，考释原主人生平事迹犹如登天。除了偏关志的零星记载外，口述几乎无一所得。况且偏关志上所记载的，也多是题匾者，因为题匾者都是“文化人”，是当时的贡生、举人、进士，从科目志上容易查询。即便科目志上没有的，也能从“旁门左道”获得蛛丝马迹，比如张丕承这个人，就是马道“青暘世裔”的题匾者。他是民国期间人物，志书虽无考，但从《创立十方院碑记》和《修白衣殿庙碑记》里查到，他首先是“关人”身份，其次是他经常题匾撰文，肯定是当时的“文化人”。至于大部分宅院的主人，也就是匾额的真正主角，一时根本无从考证，只能留待日后慢慢收集了。
这次搜集、考释、整理偏关牌匾，我们感觉，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是起码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资料。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偏关城街上的牌匾肯定比现在多。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呢？我们不敢想象。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那个培植传统文化之“根”，并为之提供滋养的农耕社会“土壤”，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所以说，有些东西消亡是迟早的事，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留住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你无能为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延续和挽留，哪怕只是一种文字和图片资料，哪怕只是一种“记忆”。
二是教化人心。虽说这些匾文表现的是古人的文化价值观，但是有些内容永不过时，比如“棠棣风”所倡导的兄弟和睦之情，“冰操”所倡导的品行纯洁，“修齐”所倡导的修身养性，“行仁义事”所倡导的仁爱正义。近年来，在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方面，国家提倡“新乡贤”和“家风家教”，这些匾文，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不提倡，比如说贞节牌坊，因为它对妇女是一种迫害，不过，作为旧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引人深思，也不无裨益。
三是刷新世人对偏关的认知，这也是我们最期望的一点。过去，人们一提偏关，就是边塞长城一类，好像偏关就像“武略传家”一样。这次，我们密集式大排量地把这躲在巷子深处的匾额文化推出来，让这“门楣上的家国、梁柱间的文脉”大白于天下，就是要一改世人对偏关的片面认识，使他们对偏关重新定义。
四是或许能为旅游开发增添新的项目。如果说，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让传统文化“功利一点”，变成一种文化消费，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旅游开发。偏关自古以来就是北国要塞、天下名关，如能将匾额文化贯穿其中，纳入区域旅游整体规划，那么偏关的旅游品质必将再创新高。
（责任编辑：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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