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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谷地,中原到漠北的通商大道
2020年08月03日 15时21分   文化旅游周刊

汾河是山西人的“母亲河”,发源于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管涔山,沿途自北向南接纳了岚河、鸣河、文峪河、双池河、洪河、涧河等近百条河流,经忻州、太原、吕梁、晋中、临汾、运城6市29县(区),最终在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汇入黄河。长期的水流冲击使汾河在山西中南部地区形成了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汾河谷地”。作为三晋文明的发祥地,汾河谷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再加上这里土壤肥沃,便于灌溉,林茂粮丰,六畜兴旺,因此崛起了很多旧时山西的重要城市,如静乐、太原、临汾等。

春秋时期,晋国控制了汾河下游的盆地,并征服了周边的小国,长期的大规模征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开始对汾河谷地的道路进行重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汾河谷地一带已经相继修通了大同至定州的飞狐道、井陉至太原的韩信道、太原至大同的并州大道等几条重要道路。随后的宋、辽、金、元各个政权也都在此基础上,以军事交通为目的,进一步地提高了山西内部交通的便捷性——他们以大同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北、西、南三个方向的驿道,元朝甚至还增加了驿站系统,从而将山西境内的交通开发得更加完善。

明朝,山西因濒临明、蒙边界,经常遭到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朝廷在周边设置了大量军镇卫所作为前线的主要防御要塞,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虽然有利于稳定明代社会秩序,平定边疆动乱,但也给明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据统计,当时山西各地的军镇守军最多时达到了几十万人。另外,由于地处寒冷、干旱的高原区,边疆的粮食储备也成了一大难题,要想从中原运粮必须得穿越黄河和汾河通道,政府因此不得不允许民间自发组织运输粮草。一时间,运城的食盐、忻州的铁器、潞州的绸缎、晋中的小麦、晋南的棉花,都源源不断地通过汾河谷地运到了北部边境。后来,一些中原商人在满足军需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和蒙古人进行贸易,用平时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骆驼、羊皮、羊毛,这种贸易往来极大地促进了山西畜牧业的发展。

到了清代,政府会定期组织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那些极具商业眼光又能吃苦耐劳的山西商人借此机会组建了驼队,进行货物的长途贩运。事实上,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一举措也是维持蒙古各部物资供给的好办法,相比朝廷直接调动物资来说,效率更高,见效也更快。不得不承认,山西商人应政府之请筹备军粮、马匹、骆驼乃至制作武器的金属等,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清中期时,许多晋商都通过陆路到往俄、蒙两国进行贸易,甚至还在当地开办了商号或分号。据史书记载,在1644年—1840年间,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已经逐步形成,他们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还把触角伸向了整个亚洲和欧洲市场。

晋商通过汾河谷地,出宁化府,经阳方口、神池到达杀虎口,再北上蒙古高原,途经和林格尔、呼和浩特,然后折向包头、巴彦淖尔,到达居延海,直抵西域,最后与传统丝绸之路汇合。他们把中原的茶叶、粮食、食盐、丝绸等物资经由这条贯穿山西全境的通道送到蒙古、青海、西藏、西域、俄罗斯,并把当地的牛、羊、驼、马、皮革、毡子、毯子、羊绒、香料、玉石等再带回来,这种互补性极强的贸易往来中潜藏着的巨大商机,为山西商人们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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