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

一、秀容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书院是汉族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发展于宋代，鼎盛于明清。乾隆盛世时期，皇帝为了笼络人才，强化基业，又下传谕旨，要求各级官吏在维持与巩固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普遍成立书院，经费倘有困难，国家襄助支持，并行文规定可以招聘地方上享有名望、品学兼优者担任师长，提高其工资待遇，于是各府、州、县闻风而动。

忻州毗临太原，“幅员辽阔，民户殷繁，家有盖藏，人丰囊橐，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独书院至今缺”(时任忻州知州鲁潢《新建秀容书院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乾隆三十八年(1773)，江西新城人鲁潢来忻任知州已“历三年，部署颇悉，狱讼较稀，始锐意于此，而思创为之”(《碑记》)。于是，知州鲁潢决心创建书院，并取名为秀容书院。为什么取名秀容？因为，忻州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驱塞下流民于此，建立新兴郡和九原县，到北魏永兴二年(410)，境内又置秀容郡和秀容县，直至隋开皇十八年(598)才废秀容，置忻州。秀容县在忻州历史上存在了188年，因此，秀容成为忻州的代名词，书院起名秀容书院再合适不过。

在书院的选址上，鲁潢也是煞费苦心，最终选在州治西南最高处的九龙岗(原名九原冈)源头的文昌祠旁。这里早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就建过忻州儒学，到明弘治五年(1492)迁建于后来文庙原址。书院东面是文昌寺和白鹤观，据元遗山《天庆观记》载，白鹤观始为七圣观，后改为天庆观、白鹤观，创建于唐天宝年间。这里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书院名和地址都已确定，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于是知州鲁潢召集忻州有名的绅商于文庙明伦堂开会，说明兴建书院乃是为桑梓办好事的道理，劝募绅商主动捐资兴办书院。到会绅商当即拥护，踊跃认捐，并竭力宣传，带动忻州民间有识之士都来捐资。从知州到百姓积极行动主动捐资，共捐银四千余两，除解决了兴办书院和文昌寺添建房屋，制修器物外，“余金发交典行，量取薄息，以资永图”(《碑记》)。存款生息，资金滚动，利润日增，并且“每年山长束修，生童膏火奖赏，皆由生息项下发给”。同时知州又在西高村划拨给书院公地十七亩，收成归书院所有。解决了教师的工资、学生的资助问题，解决了书院发展壮大的生存问题，为办好书院奠定了基础。书院从启动到建成，历时两年，于乾隆四十年建成开学。

书院建成后，鲁潢聘请崔嶫为山长，兼主讲师，负责书院的教学工作。崔嶫，忻州曹村人，乾隆二年(1737)丁巳进士，字云峰，号乙轩。历任知县、知州、礼部员外郎、郎中，兼铸印局掌印。后因其父母二老年迈，无人抚养，便辞官归里。鲁潢仰慕崔嶫的人品与学识，登门拜访，诚聘为山长。崔嶫是书院的第一任山长，之后又有薛河东、赵宗先、董宇炜、郝椿龄、米毓瑞五人先后担任山长。

秀容书院建成后，又经历任知州的维修与扩建，使书院亭阁错落，花木扶疏，别具风韵。嘉庆十七年( 1812 )，知州邱鸣泰“又劝捐重修，添建屋宇、牌楼”，使书院焕然一新。咸丰二年( 1852 )，知州“谕令绅士续捐，并自行捐兼，发商生息，酌定章程。”直到同治八年(1869)，知州戈济荣对书院进行了最后一次修缮。他“改定章程，膏火奖赏，以每次甲乙为断，另添课诗赋一次”。

到19世纪末，封建科举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巡抚岑春煊的授意下，秀容书院改为新兴中学堂。这是山西书院改学堂之首例，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忻州新兴中学堂的第一任堂长是米毓瑞，书堂废后，他继任堂长，时称学堂总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谕令府及直隶州书院改办中学堂，并公布了癸卯学制。这时忻州秀容书院已率先改制一年，走在了全省前列。从乾隆四十年(1775)秀容创建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新兴中学堂，秀容书院在忻州历史上共存在了127年。

二、秀容书院对忻州教育事业的影响和贡献

在秀容书院创建之前，也即忻州儒学存在之时，儒学生员的名额有严格限制。据记载雍正二年前，每年入学额15名，二年增加5名，为每年20名。而且身份也有限制，一般贫寒之家的子弟不可能入学。书院创建后，入学名额大大增加，突破了儒学对生员名额的严格限制，使更多的生员有机会进入书院就学。

秀容书院的创建对忻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明显的标志是科举中额成倍增加，幅度陡升。据《忻州志》记载：明代共有进士19人，而清代则33人，仅道光至光绪八十多年间，通过多种考试取得功名的就计有进士7人，举人64人，贡生71人，学童秀才就更多了。在书院西侧的通天衢牌楼上悬挂的“十隽匾”，便是为彪炳10名举人而设的。

进入民国后，一批批从秀容书院走出的学子，考入了太原高一级学校，有的赴日本留学，学成归国报效社会。仅从辛亥革命时期忻州籍的同盟会员来看，人数就有近30人。他们中有同盟会员梁硕光，他曾在太原创办《晋学报》，在新兴中学堂任过教员，兼任忻州教育会、天足会两会长，在太原创设中和中学，并任校长。东石村的许子翰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携带机器回国，在忻州创建新兴劝工厂，开创了山西纺织工业之先河。还有梁际蓉、石莹、赵良辰、傅存怀等人，都是民国初期的佼佼者。

再从民国时期山西军政机构中忻县籍人物统计来看，有阎政府中的村政处长陈敬棠、军务处长傅鹏海、交际处长梁航标、督军府副官处处长曹步章，还有晋绥考铨处、机械公务处、经济统制处等八大处长都是忻县籍人。另外，民国时期忻县籍人在省内外担任县长的就有16人。如：车道坡人王建屏从1913年至1915年在內蒙萨拉齐任县长；北关人米庭珍民国初年曾在静乐、怀仁、大同、盂县担任县长。

秀容书院的创建不仅对当时忻州的教育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新兴中学堂和忻县中学时期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忻县中学时期，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忻中师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教师肖镇青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肖镇青后来投身革命，担任临县县长，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学生中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有霍士廉、黄志刚、张挺、田波、阎大海、张镰爷等人。

这些人之所以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或民国时期的栋梁之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或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是与秀容书院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是与那些德高望众、身正为范的师长的辛勤培育分不开的。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书院教育的特点就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经世安邦之策为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的精神。这对于当代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青少年领会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经典文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辰安）